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微观环境分析——对天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

文章利用天津农业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资料,采用probit模型从农户家庭特征、个人特征以及就业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农户非农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非农就业选择除受农户农业生产率、非农工资收入等传统要因以外,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性等微观就业环境也对农户非农就业的选择起到重要作用。     

兼业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户资源配置的特征与效率分析

农户行为具有多重目标。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追求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户经营的主要目标。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由于不能够从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中获取足够多的收入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贫困地区农户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非农活动进而影响了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资源配置。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和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样本农户专业化生产没有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并没有随之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因此,在目前资源和制度条件下,非农化过程很难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业部门的效率。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滇西南为例

基于滇西南山区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状况,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随着种植结构和劳动力配置结构的改变,山区农户生计行为从"生存型"生计转变成"发展型"生计。进一步构建OLS和FGLS模型,分析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参加培训有助于农户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亦有助于农户调整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同时,台地面积少、健康水平高、参与合作社、现金或存款金额较大、海拔较低也有助于农户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而劳动力比重大、现金或存款金额少则有助于农户提高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比例,由此促进山区农户生计转型。     

转移距离、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证据

利用9省(区)农户数据,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越远,越能够强化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农户中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达到一定比例时,才会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使用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均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兼业程度农户的劳动力非农转移、体力型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中部、东部、西部依次弱化的区域格局。另外,农户参与分工经济,进行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会显著降低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业劳动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地流转三大要素市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外部冲击对贫困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分析——以金融危机中贫困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就业为例

笔者使用3省6县24乡镇共计720户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情况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贫困农村地区仅有一半左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工作是在非农行业就业,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偏低.教育程度低、未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的非农就业劳动力受到危机的负面冲击要大干教育程度高和接受过培训的劳动力.研究发现,贫困农村地区劳动力不仅非农就业参与率低,而且在危机期间非农就业受到的负面冲击也显著地比非贫困农村地区大.这对政府今后扶贫和在危机环境下如何瞄准脆弱人群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农户行为"四化":粮食安全潜在危机与政策建议——基于河南24县455户农民调查

当前,千家万户小农仍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主体,农户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了家庭内部资源的配置方向.对河南455户样本农民的调查显示,当前农户家庭资源的配置呈现出典型的非农化特征,农户经济行为表现为明显的"四化"趋势:粮食生产糊口化,非农经营主业化,留守劳力低质化,资金流向消费化.这表明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存在着巨大危机.为应对"四化"趋势、保障粮食安全,本文提出了提高粮食比较效益、优化惠农政策、加快培育农业大户、提升留守劳力素质、吸收各方资金参与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对贫困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日渐加深,危机之下贫困地区农户的收入和生活受到怎样的影响?通过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六省12县的入户调查,分析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非农就业、农业生产、农户消费等方面的变化,调研发现: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受到明显影响,2009年农户的各项收入比上年有一定程度下降,不过日常生活消费未受明显影响.研究建议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技能培训、扶持本地创业的举措,积极探索农产品价格保护、推广农业保险等稳定农业收入的政策.     

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新技术获得

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发展空间,而流动空间的开放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发展。本文使用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和非农业技能获得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外就业流动累计时间对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新技术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曾经是技术人员或者私营业主的返乡劳动力相比一般工人回流后更愿意接受农业新技术;在外务工时间越长、工作越稳定,获得技能培训的机会也就越多,曾经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私营业主的农村劳动力,相比一般工人获得非农技能的概率更高。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农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粮食种植收入比重的增加通过减少家庭在其他高附加值产业的获利机会而减少农民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而提高农民收入,劳动力比重的提高也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与增加生产性资产相比,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该大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非农收入的总量和比重;充分利用各地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积极推动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的发展;鼓励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的集聚;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和组织化,提高农业的市场化水平;加大对粮农的补贴力度,促进粮农增收。     

高速公路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笔者使用农村村级和农户层面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变迁及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统计性描述分析表明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显著变小,同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也有显著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低龄化趋势;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较高;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劳动力选择性流动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在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大背景下,构建了一个农户兼业生产的新技术采用模型,不但考察了兼业生产农户对新旧技术收益的比较、新旧技术和从事非农生产的比较,而且考察了采用新技术后新技术投入物在劳动力不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下的使用量大小以及由此导致的最终产出的比较。结论表明,与劳动力不能流动的情况相比,当农业工资率与非农工资率差距比较大时,劳动力流动下的兼业生产行为提高了新技术采用的收益标准,抑制了新技术采用量,从而导致农业产出总量减少。     

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

面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现象,本文在现有中国农村劳动者个体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阶段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的特征。以湖北农户跟踪调查为例,笔者具体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行业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分析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主要特点,然后分析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的一个基本行为取向是家庭整体理性经济决策。第二,当前农户家庭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出劳动就业行为选择。第三,农村家庭抚养负担将会影响劳动力就业决策行为。合理地减轻家庭人口负担是持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推进城市化的重要途径。第四,不同地域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就业倾向各不相同,政府部门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合理的就业引导政策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组织化。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S 8 000农户数据

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难以维持。构建具有现代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实现机器对劳动的替代。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流转速度仍然很缓慢。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对CHIPS2008的8 000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 Probit和2SLS方法来回避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大有助于提高农地流动的概率,但非农就业比对土地流转的正面作用会受到来自农业兼业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与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高,这揭示了城乡分隔体制下的中国小农经营与外国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化农场经营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第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降低他们对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手段的依赖程度。但从具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无城市户口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要比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因素更为显著。     

我国县域农户家庭劳动力利用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梁山县为例

本文对我国县域农户家庭劳动力利用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劳动力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模型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还存在20%～30%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农户在进行家庭内部分工时基于家庭效益最大化考虑;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和镇域经济发展对县域农户家庭劳动力利用有显著影响,不同的家庭劳动力特征对农户家庭就业决策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政策性补贴对农户家庭就业决策的影响不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控制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经营结构和外部环境变量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省典型山区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综合效率和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经营结构会显著影响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均不显著;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公共品投资效率对农户农业收入影响显著(投资效率越高,农户农业收入越高),而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部门在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农户的实际需求,通过提高农村公共品投资资金的综合效率来带动农户收入的提升。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农村劳动力流出动因及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对输出地农业农民收入和农业资本积累产生诸多影响。农民工流出优化了耕地劳动力资源配置比例,增加农民非农收入,为农业资本积累提供了资金来源,但同时,农村失衡的人力资源结构导致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出现农业内卷化现象,乡村空心化使乡村秩序陷入严重失衡的"治理性困境"。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