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产权房的狼虎博弈

无疑,小产权房是个怪胎。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两块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建设用地,若其中一块是国有土地,便可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并得以在交易中体现价值;而另一块集体土地,则基本只有自用的权利而缺少交易的机会。     

警惕资本下乡夺走农民土地

从法律意义上讲,当代世界不存在绝对的土地私有产权。权属是为了使用,干预使用就是干预权属？全世界的政府,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政府,都干预土地使用。一直干预到每块土地的具体用途。越南政府搞了耕地和房基地的私有化．结果很糟糕。若非越南政府维持了对土地用途的严厉干预,后果不堪设想,越南会变成菲律宾、印度和拉美。     

委员声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15年1月26日上午在沈阳开幕。省政协副主席刘国强主持了开幕式。在为期4天的会议中,委员们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省政协常委会提案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出席会议的委员和列席人员以小组为单位,围绕现今社会关注热点,进行了热烈讨论,本刊现节选一些委员声音以飨读者。     

小产权房的法律问题

因小产权问题而产生的冲突其实凸显了＂农民集体＂与国家的冲突。在这个冲突背后,是小产权房非法性与合法性诉求的悖论,其根源则在于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制度。     

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对深化国企改革的启发

从经济学角度看，一旦企业出现委托人-代理人问题，后果不仅是企业所有者的利润受损，也使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受损。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私有经济法律制度发展历程

非公有制经济并非与人类共始终、同存亡。非公有制经济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其存在和发展,受社会、经济客观规律的约束。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不同,但从总体趋向看,社会必定是渐趋进步、发展的;与此同时,尽管某一社会的基本制度本身是进步的,但因其未必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完全有可能走弯路。     

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由于我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因此，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就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     

“国家购买集体土地”解决“三农”问题的探讨

一、国家购买集体土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总结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时,必然要提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土管法条例修订:土地增值收益有待明确

3月30日,自然资源部官网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草案是土地管理法重要的配套法规。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已于1月1日施行,在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完善.     

并非农业的终结

传统农民的终结只是农民市民化的开始今天,在中国各地正在推进的农民市民化运动,其背后蕴含的一个理论预设实际上是以西方"现代的"、"城市的"景象为参照标准的,他们认为中国是"传统的"、"乡村的",因此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必须要破除传统的力量与乡村的文化,以"现代城市"为范本去发展乡村。再加上很长时期以来中国的城乡分治政策也在不断地强化"城市—农村"、"市民—农民"这样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逻辑,使     

权变方法论对推进改革深化的意义

我讲三个问题： 一、关于对产权问题的理解。《私有化的局限》对私有化的定义是：减少和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增长产品的职责来增加私营企业的事务中的职责和一切行为。这个定义1984年萨谬尔森来中国演讲时就提出过,据吴敬琏教授说,他当时特别向萨氏提问,他所说的私有化的内涵究竟是指什么？萨氏的解释是,任何打破国家垄断的行为都可以叫做私有化。这里的垄断包含了所有权、经营权、资源分配权等不同层面。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中,人们对私有化的理解总是把它归为一个简单的物权归属的所有制的含义,搞私有化就是否定公有制,导致我们在很多学术研究、学术争论和政策理解上把私有这个词变得非常敏感。     

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因素

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其间伴随着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化.农民市民化作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其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即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社会因素尤为重要.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是影响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体制性障碍。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我国在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方面已经积累了宝贵经验     

常修泽教授对创立"广义产权论"的贡献

由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于201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经海内外经济学界推荐,《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编委会充分酝酿并无记名投票,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入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常欣在《成就概览》中概述了常修泽教授的三个学术贡献:第一,较早探索 "人本经济学",构建独到的 "人本体制理论" ;第二,开拓产权研究领域,提出 "广义产权论" ; 第三,探讨中国全方位转型,提出"第三波转型论".     

2007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

总论赵轶峰指出,用资本主义发生学障碍思想模式来分析明清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一种把明清史当作"变态"来看待的方法,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以"正常"的视点出发,可得出明代中国的趋势是演变成为一种帝制农商社会.[1]王亚民利用托马斯·孟的晚期重商主义考察明清时期的经贸增长,认为明清帝国在客观上不自觉地成为了"贸易差额论"特殊的实践者,其"生产人口与技艺对于财富增加与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理论,在明清江南地区亦得以证实.[2]傅瑞斯认为,"富国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拥有市场的自由,穷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拥有官僚的专制"的观点并没有真实地解释中、西方在历史演化轨迹中所出现的"大分岔",作者对基于英国或其他发达工业国早期历史上的军国主义财政策略和中国清代以降所采取的悲天悯人的家长式农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强调西方崛起或工业化并非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国家意志、海外贸易和奉行了军事财政体制造成的.[3]王秀丽以英国为参照,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三个方面阐释了明代经济缺乏有效拉动而落后的缘由.[5]李国运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对明代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权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证14-16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资本市场的历史必然性.[5]余同元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认为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