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     

土地出让如何影响城市间发展不平衡——基于财政缺口弥补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借鉴“中心—外围”思想测算发展不平衡指标的基础上,检验了土地出让收入通过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对城市间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根据土地出让收入在不同类型城市间产生异质性效应的理论路径,实证分析进一步得出了与近几年公众直觉相悖的结论,即土地财政的存在并未加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而是促进了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缓解.通过土地出让获得更充裕、灵活的财政资金,目前已成为欠发达地区利用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财源;而将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并充分发挥其杠杆效应,已成为外围城市追赶中心城市的重要方式.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出口——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在2009年成为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出口是一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是早期的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式导致污染物过度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降低环境污染、加强环境治理已成为如今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环境规制的相关政策,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必然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环境规制与出口贸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2—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出口存在着正向的创新促进效应和负向的成本增加效应。该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总效应取决于两者的叠加,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创新促进效应,最终减少了企业的出口额,缩小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范围。结合我国目前的出口发展以及环境状况,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倒逼机制,促进企业研发能力和产业结构提升;二是推行环保认证体系,加强绿色贸易体系建设;三是完善环境税制体系,更好地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代际责任。     

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自愿性环境规制路径——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作用与局限性为例

在经济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当前，兼顾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绿色转型对中国制造至关重要。本文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声誉和组织学习双重效应入手，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从国家认监委网站获得的企业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在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以ISO14001认证为代表的自愿性环境规制通过绿色声誉的需求引导和组织学习的效率提升共同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拓展讨论部分显示，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在需要大量技术投入才能减排的重污染行业较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企业的“漂绿”行为和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都会抑制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为充分发挥自愿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作用，除应降低参与成本、提高企业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外，政府还应从强化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来克服自愿性环境规制当前的局限性。     

企业选址中的区位粘性问题

绝大多数企业并没有遵循区位理论的指引,将企业选址在具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地区,这个基本事实表明区位理论对企业选址的解释存在缺陷。文章试图从区位粘性的角度弥补理论缺陷,增加区位理论对企业选址的解释力度。文章在综述区位理论的基础上,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定义了区位粘性,采用路径依赖理论和网络嵌入性理论对区位粘性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结合出生于小城市的中国企业区位选址的实践分析了区位粘性的构成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非理性决策因素、商业模式的地域关联性、社会资源优势、集聚效应、洼地效应以及政治资源优势等六种因素构成了区位粘性的基本内涵,并形成了企业原址对企业的强大粘着力,对企业选址决策具有强烈的影响和作用,只有在外在的冲击力强到足以打破区位粘性时,企业才会做出再选址决策。     

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环境治理与贸易方式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注点。文章利用2000～2009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以“十一五”COD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事件分析法识别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从“量”和“质”上均促进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对基准结果进行假设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成本和提升技术水平两条渠道促进出口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加工贸易转型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贸易方式转型的效应更强。文章研究结论为加快对外贸易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能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吗——来自环保重点城市“达标”与“非达标”准实验的证据

在面临稳增长和治污染双重压力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首次利用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空气质量“限期达标”制度这样一个自然实验,采用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及其制度异质性,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在短期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却会降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着环境规制的其他经济社会效应凸显,对经济增长的不利效应将逐步被抵消,并由负转正,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既受制于其内生的制度结构安排,又受到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市场化因素和政府质量因素.研究结果揭示,环境规制的“减排降污”效应影响有利于“经济增长”效应实现,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放大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和减弱扭曲效应.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了企业排污强度吗——基于PSM匹配及倍差法的微观分析

本文基于一般均衡污染贸易模型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下污染排放的理论机制,运用PSM匹配与倍差法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总体上表现出负的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嵌入增加了中国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在间接效应上,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污染排放存在正的结构效应和负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加剧投入产出结构的偏污性增加企业污染排放,同时又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显著,而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因此,中国要警惕全球价值链向全球污染链的演变,在进行严格环境管制的同时加强要素结构优化与绿色技术进步,以减少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环境风险。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区域产业集聚——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方法

本文在采用数理方法分析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产业集聚影响的基础上,选取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探讨了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我国工业企业中17个行业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与部分中等污染行业的区域产业集聚呈显著的“U”型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则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低污染行业的区域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行业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各行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中、西部地区各行业的影响则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助力还是阻力——基于“强”与“弱”波特假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更精确揭示全球价值链低碳化趋势下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本文以强、弱“波特假说”为视角，利用2016年WIOD发布的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经验数据，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方面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价值攀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动态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阻碍作用，长期中将显著激励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进一步的面板门限检验发现，仅有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门限值”后，才能有效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在“波特假设”的传导机制检验中，环境规制既能够通过弱“波特假说”的技术创新，也能够通过强“波特假说”的生产效率增长，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零利率下限约束、宏观经济波动与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

宏观经济持续低迷引发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广泛讨论。本文构建包含名义利率零下限约束的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据以系统比较存在和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形下宏观经济波动异质性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差异。研究发现,总需求下降时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下产出下降和通缩程度更为严重;总供给下降不会引致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以致宏观经济波动演变无明显差异;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下央行数量型调控的有效性显著降低,价格型调控则完全失效。本文认为考虑零利率下限约束的建模更宜刻画现实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效力,忽视零利率下限约束会对宏观经济预判和政策调控有效性的认识产生偏误;需求低迷环境下“数量型调控为主、价格型调控为辅”的政策组合仍为央行合意的货币调控范式,央行须更加关注降低实际资金利率;政府应注重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与货币政策发挥有效政策合力,促使实体经济趋稳高质发展以摆脱利率下限约束困境。     

金融创新如何影响了中国货币需求的流动性陷阱效应——来自金融理财产品的证据

本文利用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考察了近年来中国以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和银行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流动性陷阱效应的影响,主要结论为:(1)货币需求流动性陷阱在中国的确比较显著地存在,其作用机制基本符合投资组合假说,但显著性与货币层次划分密切相关,M2和M1相对显著,而M0则不显著;(2)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金融创新强化而非弱化了货币需求的流动性陷阱效应,这可能与中国金融产品仍不够丰富有关,但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投机性需求因“功能主序效应”而对流动性陷阱影响不显著,银行理财产品虽然影响显著,但对不同层次货币表现出“结构差异效应”;(3)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了金融创新对流动性陷阱效应的边际影响,其作用机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弱化了金融市场的分割,强化了利率在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资产组合中的信号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面对当前金融风险仍较高和金融稳定任务仍较重的现实,低利率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金融危机期间欧美所采用的数量型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借鉴意义须充分重视,且货币政策操作应当注意与中国金融结构变迁阶段特征相耦合。     

市场整合是否有利于区域创新的空间收敛

本文在理论分析市场整合影响区域创新空间收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价格指数法测算了中国区域的市场整合程度,并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空间β收敛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整合对区域创新空间收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区域创新不存在绝对β收敛,但存在条件β收敛,而且由于当前阶段“极化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市场整合加剧了区域创新的空间发散;更换空间权重以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市场整合通过影响创新要素的流动,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收敛产生影响。本文结论为市场整合促进中国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外迁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中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制造业的三个技术类别、两个发展阶段以及三个影响渠道定量测算了制造业外迁对中国GDP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美出口以高技术产品为主,高技术制造业受美制约较大,需要重点关注;(2)制造业外迁通过直接效应、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三个渠道产生影响,短期内直接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长期内溢出效应是造成部门间差异的主要因素;(3)短期内低技术制造业外迁对国内GDP的影响程度最大,长期内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将超过低技术制造业,而且中高技术制造业外迁更加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为减轻产业外迁的冲击,本文建议应对不同技术类别的制造业采取差异化政策,特别要注重强化中高技术制造业在产业链上的主导性与不可替代性。     

皖江城市带科学承接产业转移研究

皖江城市带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诸多威胁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皖江地区承接的产业大部分是东部地区濒临淘汰的落后产业。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污染型企业与转入区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证明了类似于污染企业等淘汰型产业有进入转入区的潜在动力。为促进皖江城市带产业转入区科学承接产业转移,构建了相应的制约模型,认为即使引进了污染型企业,只要政府对污染企业设定的威胁政策是可信的,博弈的结果会使污染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从而使污染企业移入带来的环境损失降到最低。     

非互惠的零关税待遇是否促进了受惠国的出口多样化——基于中美对非洲贸易政策的比较研究

非互惠的优惠贸易待遇是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社会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为了评估该政策的效果,本文以中美对非洲实施的零关税待遇为例,采用2001—2017年HS8位贸易数据从整体、行业和区域层面评估了两种政策对受惠国出口多样化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零关税待遇分为AGOA-GSP和AGOA-服装两个条款,中国零关税待遇(FOCAC)在遵循WTO规则、受惠商品范围、受惠国家标准、原产地标准及政策有效期方面均优于AGOA-GSP,但在原产地标准灵活度和政策优惠力度方面低于AGOA-服装。这些特征导致三类政策对受惠国出口多样化的影响产生显著的差异。整体上,FOCAC和AGOA-服装对受惠国出口多样化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AGOA-GSP的影响不显著;行业层面,FOCAC对受惠国制造业、矿业和农业的出口多样化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AGOA的两个条款对受惠国三个细分行业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均不显著;区域层面,三类政策对受惠国出口多样化的影响仅在部分区域发挥效果。     

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工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中若干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方法对所收集到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出行业的工业效率并得出每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我国治理污染的投资额,运用Spearman相关系数进行测度,认为我国有必要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     

The Interplay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Regulations: Evidence from ISO 14001 Adoption Among Chinese Firms

Extant studies on private regulation have not reached a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interplay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regulations, due to underdevelop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lack of large-sampl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Leveraging ISO 14001 adoption among Chinese firms as the research context, the current research draws on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to examine how firm’s adoption of ISO 14001 standard, as a specific form of private regulation, affects the incidence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To test our arguments, we conduct two empirical studies. Study 1 uses the first-hand data of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rvey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whereas Study 2 deploys the second-hand longitudinal archival data of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on Chinese listed firms. Both of the two studies reveal consistent findings that ISO 14001 adoption decreases the incidence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and that the effect of ISO 14001 adoption becomes stronger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firms with top management team’s political ties. Our findings are suggestive of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regulations, in a sense that private regulations can compensate for the weaknesses of public regulations by offering faster, more flexible and cost-efficient means of enforcement, which allows the public authorities to economize on the deployment of public resources to monitor the rest non-compliant firms.     

Does the green loan policy boost greener production? –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The trade-off between st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China,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paying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emerging norms of this discours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policy guidance are believed necessary in spurring firms to adopt more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pproach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Green Loan Guide policy on pollu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More specifically, we explore the impacts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s Green Loan Guide policy on Chinese firms using information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for the period 2010–2017 derived from public databases and individual firms. We apply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policies o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to avoid endogeneity problems. Our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green loan polic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investments that curb pollution and encourages firms to reduce emissions, introduce new energy sources, and demonstrate greate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e further show that investment in pollution control crowds out investment in fixed and intangible assets due to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 mechanism, and that it decreases sales growth, return on assets, and return on sales.     

环境规制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吗？——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工业SO2排放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2030年碳达峰的背景下,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能否及时脱钩,是决定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Tapio脱钩理论的研究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差异影响脱钩状态的收敛情况。结果表明：递增的环境规制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方式实现的;环境规制对脱钩状态的影响既与自身规制强度有关,也受到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需综合权衡规制强度和绿色科技投入强度,以实现最有利于脱钩的影响作用;环境规制对于东部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脱钩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表明环境规制政策需要针对不同区域特征来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