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将人口集聚纳入扩展的M-O模型中,论证了人口集聚视角下出口企业加成率动态变化的理论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集聚会导致出口企业加成率下降。(2)分子样本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从事一般贸易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更大。(3)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人口集聚会通过"集聚经济效应"和"出口拥堵效应"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当"出口拥堵效应"大于"集聚经济效应"会产生负向加成率效应。(4)在城市—行业层面,人口集聚存在显著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主要通过"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降低行业加成率,其中负向"企业内效应"和"进入效应"是导致出口市场拥堵和出口企业绩效恶化的主要原因。(5)"撤县设区"准自然实验、分位数回归、替代变量回归等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存在一定的稳健性。本文对当前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提升外贸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通过扩展的MO模型,首次理论分析了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揭示了“成本增加效应”和“创新挤出效应”这两个重要的影响渠道。在此基础上,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运用修正的CHK法对僵尸企业进行了识别,检验了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1)僵尸企业比例每提升100%(翻一番),总体会引致非僵尸企业加成率显著降低3.43%;(2)对影响渠道检验发现,僵尸企业的存在会降低非僵尸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创新投入和产出,进而导致加成率恶化;(3)分样本回归发现,僵尸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在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最高。本文深化了对僵尸企业负向影响的经济学解释,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     

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与企业加成率: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开放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保持稳定发展,对于进一步实现对外开放新格局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构建企业搜寻密度模型,并利用2001—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首次考察了进口中间品来源地数目和来源地集中度变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与效果。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负向显著,而进口来源地集中度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正向显著。分样本回归结果还发现,在基本结论和总样本无显著差异的同时,不同控股类型、出口行为、贸易方式、进口来源地特征的企业,其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与企业加成率的关系存在程度上的明显不同。因此要维持企业稳定发展,需要鼓励企业进口来源地集中化,这有利于企业加成率的提高。     

环境信息披露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影响机制与资源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将中国创新型环境规制措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资源配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并且该抑制效应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污染程度、地理区位、经济区位以及规制强度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由于存在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出口企业自身仍需承担无法转移出去的部分成本,因而降低了加成率水平;与此同时,企业仍会采取动态性调整行为,通过改善产品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方式努力抵消环境治理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对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在污染行业表现出显著的\"去错配\"效应。该政策通过提高污染行业的低分位加成率水平并降低高分位加成率水平,从而降低加成率分布离散度,提升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具有更高的成本加成率吗——来自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已有研究大多基于企业生产率的角度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市场自选择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忽视了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在对外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为此,本文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视角,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定价能力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指标中,综合考察了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市场自选择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其背后的生产率优势和产品定价优势。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对外投资企业而言,对外投资企业具有更高的成本加成率,且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越高相应的对外投资规模也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除生产率优势外,产品定价优势同样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产品创新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吗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以加成率为视角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与盈利能力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提升了加成率;东部地区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加成率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均有显著的"加成率效应",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无该效应;民营和外资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均显著提升加成率水平,但国有企业并不明显;通过扩展的M-O模型,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出口企业产品创新对加成率影响的内在机理,理论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该效应成立的关键,经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命题。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

本文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纳入扩展的M-O模型,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进而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命题;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行业、非国有企业、退出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二者的作用机制。     

跨国移民、人力资本结构与技术创新

本文在"新人才流失经济学"的框架下,以分工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跨国移民对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结构及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显示,由于较低的知识存量和较高的协调成本,在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移民来源国,熟练劳动力通常更倾向于选择通才教育,从而独立进行创新活动。相反,在技术较为先进的移民目标国,熟练劳动力则更倾向于选择专才教育,从而以分工合作的方式从事创新活动。受国内外协调成本差异的影响,跨国移民会激励移民来源国的劳动力更多的选择专才教育,从而改变移民来源国人力资本的结构并影响技术创新的效率。     

锁定效应与中国代工产业升级——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代工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有效战略和重要途径,但可能因锁定效应而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产业升级。本文首先从投入、需求与功能三个维度将代工产业的锁定效应分解为要素锁定效应、市场锁定效应和价值链锁定效应,进而利用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国际代工模式下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的锁定效应。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表现出要素锁定效应和市场锁定效应,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则兼具上述三种锁定效应;外资代工促成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全球价值链分工因素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具有"双刃剑"作用,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则具有显著的锁定效应;工资水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与工资水平、规模经济和创新强度显著相关,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则受到创新强度和外部制度因素的显著影响。本文结论意味着不同类型的产业升级应当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     

推进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

创新扩散指创新在某一部门内的扩散,创新群集则指一定时期内多产业部门同时出现的创新的集合.创新扩散通过创新自身和采用者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以促使技术不断趋于成熟,使整个经济系统总量产生净增加;多部门中的创新群集以部门内部的创新扩散为基础,使产业优化升级产生质的飞跃.因此,推进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灵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具备创新扩散和群集能力.     

价格规制与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受规制企业的资本结构与政府价格规制密切相关。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假设,以检验受规制企业资本结构决策与政府价格规制强度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资本结构选择作为企业的战略工具,能提高企业的谈判地位,迫使规制机构提高产品价格。因而企业面临的价格规制越严厉,越有动力提高负债水平。本文利用沪、深两地的受规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有效地支持了本文上述的假设。     

金融部门人力资本配置与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

在实体经济“冷”与虚拟经济“热”的大背景下,中国实体企业投资于金融资产的比例快速提升,经济金融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本文试图从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配置视角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形成逻辑进行诠释。本文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配置,采用2008年经济普查微观数据库的数据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度量指标,并匹配至2009—201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越多,且该效应在信息不对称企业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在金融部门人力资本提高的条件下,实体企业债务期限显著缩短,具体表现为短期负债增加而长期负债减少。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增强了其在信贷合约中的市场势力,信贷供给短期化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本市场与国际收支:来自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数据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上论证了资本市场与国际收支的关系。通过分析18个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数据得出:一国如果拥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往往吸引较多的国外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大量流入,引起资本账户顺差,与之同时往往伴随着经常账户逆差。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发达的资本市场是一国合理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与之同时,发达的资本市场可能是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过程中实现自我调节的缓冲器。我国多年来一直保持资本账户巨额顺差,但主要是通过FDI实现的,这种格局的形成也与我国资本市场的缺陷有关。对我国而言,建设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我国国际收支管理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跨国资本进入对福建省产业集中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跨国资本已成为福建省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福建省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跨国资本的大举进入,福建省市场过度竞争导致产业集中度下滑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尽管目前跨国资本的进入与福建省产业集中度的正相关效应尚不显著,但从趋势看,跨国资本的进入对提升福建省的产业集中度将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控市”的可能性。而对跨国公司的市场准入实行完全的或大规模的限制是不现实的;尽快发展壮大能与跨国公司抗衡的国内竞争者才是正确的选择。     

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型创新动力,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发挥着重要的内源作用。基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视角,选取2006—2016年省级层面十二大类(HS码)的贸易数据,并以技术创新和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并且通过引领技术创新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实现对制造业出口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初级人力资本效果不显著,中级和高级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和城市化的间接效应对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发挥了重要的提升作用。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人力资本成长的实证分析——以“长三角”为例

文章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人力资本效率水平两个角度,以“长三角”地区为案例,集中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人力资本成长的影响。研究资料显示,“长三角”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每增加1%,该地区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将增加0.31%。另一方面,从“长三角”地区近年来有外国直接投资支撑的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看,同其它较少外国直接投资或者无外国直接投资支撑的行业相比,其人力资本效率水平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本成长的政策含义是,今后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进应当在遵循比较优势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原则基础上,尽可能地与我国产业结构乃至就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保持一致,而盲目追求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规模则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