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来自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Simunic模型,考察了公司治理对于审计定价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层持股比例对审计定价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可以说明高管层持股激励机制对公司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的关系

文章研究了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显著地正面影响管理层持股水平,而管理层持股水平不影响独立董事比例;当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管理层持股水平较低,而两职分离时管理层持股水平较高;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董事会规模负相关。此外,我们还发现：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比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要显著的高;国有控股企业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独立董事比例与股东大会召开次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总经理任职年龄及董事会规模显著负相关;并且还发现董事会结构变量间也存在着相关关系。     

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理论与实证

本文在代理理论的框架内考察了公司治理之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并基于2004-2008年501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独立董事占比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占比较高的企业其技术创新投入要显著高于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企业;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制度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两职分离的企业其技术创新投入要显著高于两职合一的企业;4)董事会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积极影响,董事会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越多,但这种发现仅具有较低的统计显著性。     

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置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例

本文以2002年在中国上市的121家东北地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董事会设置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董事轮换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薪金、董事持股的比例及职能委员会的建立对公司业绩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作用.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对于公司的业绩没有影响.东北地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设置影响公司的业绩,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优化董事会设置提高业绩.     

我国银行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管理层权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进行研究,针对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特点,选取两职合一、董事会构成以及高管任期等三方面作为衡量管理层权力的代理变量。选取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16家银行2003—2013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行长与董事长的两职合一程度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董事长与党委书记的两职合一会抑制高管薪酬,内部董事比例的提高并不能使提高高管薪酬,董事会中与高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比例越高,高管薪酬也越高,董事长的任期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行长的任期则相反。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上市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了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以及高管激励等因素对上市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中国697家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薪酬水平及高管持股比例皆与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国有控股对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有利于提高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独立程度对公司抗金融危机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CEO权力、独立董事和资本支出决策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不仅体现在公司价值的提升上,更应该体现在各类代理成本比如不必要资本支出的削减上。选取2007～2009年97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资本支出水平为切入点,分析独立董事和CEO权力对资本支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管层权力越大,越倾向于加大资本支出,任职时间长和两职合一的高管层更是如此;(2)财务专家型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抑制高管层滥用权力增加的资本支出;(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分析,国有企业中财务专家型独立董事对抑制资本支出水平的有效性显著强于非国有企业。     

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分析——源自深市信息披露评分的证据

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评分作为信息披露透明度的代理变量,利用排序选择回归从管理层持股、第一大股东、独立董事、董事会规模、公司治理会议以及审计委员会等六个方面验证了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董事会规模对于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公司治理会议与信息披露透明度负相关,第一大股东、独立董事以及审计委员会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并不显著。     

董事会监督与总经理激励对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中小板家族企业研究

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是解决代理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大部分研究的重点都放在如何建立或改善激励机制,或者研究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然而公司治理中的治理机制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相互作用,对公司的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将董事会监督和总经理激励相结合构建模型,回归研究两者结合对企业绩效的综合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监督与总经理激励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会董事前三名薪酬与企业绩效并不显著,而董事会会议是显著的;总经理薪酬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总经理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不相关;董事会监督与总经理激励是同方向变化,共同对企业绩效作用。     

董事会治理、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基于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董事长和董事会持股比例、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是否合一对公司绩效无显著影响.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董事长持股比例、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总和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CEO控制权、成长性与审计定价

文章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CEO控制权、成长性因素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较高,所以CEO控制权与成长性因素分别对审计定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处于成长初期的中国上市公司较多,CEO控制权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并不依赖于成长性因素。     

An endogenous structural credit risk model incorporating with moral hazard and rollover risk

In this paper, we embed optimal contracting between the manager and equity holders into Leland-Toft endogenous structural credit risk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moral hazard on the firm's credit risk with rollover debts. Our model quantitatively shows that the agency costs induced by the moral hazard can endogenousl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credit spreads, besides the costs of rolling over the maturing debts of the firm. It originates from the conflicts that these two costs should be covered by equity holders while both the manager and maturing debt holders are still paid in full.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edit spread with the agency costs of moral hazard is larger than the one without the agency costs. Thus, the moral hazard could be used to explain “credit spread puzzle” as an endogenous factor. The explicit formulae of the equity value, the debt value, and the endogenous default boundary are also given.     

基于审计风险的区域化审计定价的研究

审计定价的区域化在我国是以行政手段实施的,这种定价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审计风险补偿,进而使审计定价的模型存在着技术缺陷.基于审计风险的区域化审计定价,要求在审计定价中考虑地域差异对审计风险的影响以及审计定价中的风险补偿问题.实证研究表明,异地客户并未选择比本地客户更高的审计价格,而是选择了一种"逆理性"的更低的忽略审计风险的竞争价格.这种非常现象应引起政府监管部门与学术界的关注.     

Non-commitment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distortions

Auditing is modeled in a sequential game without commitment. The manager must decide whether and where to audit a worker's output,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interim information he has obtained. The worker will work just hard enough (and show it) to divert the manager from making an audit or cover up,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about his work to make an audit more difficult. This usually raises the costs of setting work incentives, so incentives are softened, sometimes drastically. Moreover, when a worker's on-the-job information is valuable for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work incentives must be softened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flow of information.     

风险投资、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

文章利用手工收集的风险投资持股及其属性特征数据,基于审计风险的分析逻辑,系统研究了风险投资、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与非风险投资持股公司相比,风险投资持股公司的审计定价显著更低;(2)从属性特征来看,风险投资的控制属性显著降低了审计定价,而联合属性显著提高了审计定价;(3)在抑制审计风险、降低审计定价方面,风险投资持股与内部控制质量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文章研究表明,风险投资持股在审计市场上发挥了显著的治理效应,因而强化风险投资机构的增值服务和监督职能,对于提高上市公司运营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审计合谋的动态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CPA与管理者之间如何确定审计收费以及形成合谋的条件。通过寻找打破合谋的条件，提出了加强监管力度、改善审计收费自律机制等建议，以阻止CPA与管理者从虚假财务信息中获利。     

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分析——来自2006～2007年我国审计市场的证据

本文在借鉴传统审计收费模型的基础上,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07年的数据,对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的审计师行业专长程度较低,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研究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对于规范审计定价行为、形成有效市场结构有重要意义.     

家族企业高管薪酬机制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38家上市家族企业2006年的数据,研究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降低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有显著作用;(2)高管人员家族化背景对薪酬机制效果有负向调节效应,职业经理人薪酬机制的效果比家族管理者更明显;(3)家族自利倾向对薪酬机制效果也有负向调节效应,家族自利倾向越明显,薪酬机制的效果越差。     

外部治理、风险导向与审计定价——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检验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下的审计定价是否充分考虑了公司外部治理特征及其风险,并探讨了外部治理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机理。研究发现,外部治理尽管在审计定价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治理效应不太明显,部分重要的外部治理风险因素并没有在审计定价中得到反映。     

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创业企业合谋分析

科技企业孵化器内存在着多重信息不对称。讨论了科技企业孵化器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并分析了科技企业孵化器经理人与创业企业合谋的成因与动机。建立了科技企业孵化器经理人与创业企业合谋模型,讨论合谋损失与代理成本以及影响合谋的财政返还、税收强度、捆绑投资、市场声誉等因素。研究表明,财政返还降低了创投与孵化器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捆绑投资使合谋的动机降低,可以促进孵化器与创投的合作,提升创业企业的成功率。并提出降低两者合谋的财政返还、信息记录、孵化器投资的治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