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本质上是利用数字化方式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其兴起和发展为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可以促进创新活动,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71家中小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发展均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且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国有企业。这为我国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其创新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探索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产业兴则乡村兴。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科技优势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完善服务网络、降低服务成本。近年来，我国围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进行了丰富的实践探索，但当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仍面临一些挑战，未来应推动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消费者金融素养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数字化服务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互联网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业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基于此,构建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这种促进作用进一步强化,且异质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鼓励居民创业就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微观机制。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地区收入不平等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宏观机制。要促进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竭力畅通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结论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金融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

普惠金融提出至今,中国通过普惠金融进行金融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限于传统金融模式存在的金融机构高经营成本、低效率、金融服务不均衡等共性问题,精准扶贫始终无法达到"最后一公里"。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了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成本可承担性、金融供需的可匹配性,是金融精准扶贫的助力器。本文从分析传统金融在精准扶贫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着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化新技术实现精准扶贫的内在逻辑机理,梳理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精准扶贫的现实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

论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及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可通过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的促进作用最小。因此,为促进农民增收,不仅要全面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还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传统与数字对比视角北大核心

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依赖“硬信息”的传统普惠金融，外资银行进入更有效地推动依托“软信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作用异质性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低和互联网技术水平高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作用渠道看，除直接效应外，外资银行进入会通过竞争和技术两个渠道对中国普惠金融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且其中的竞争效应主要作用于传统普惠金融，而技术效应更显著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此，本文建议通过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激励中资银行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统筹外资银行进入区域分布等措施推动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在乡村振兴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信息技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论文首先分析了当前农村金融实现普惠的“五个难”,即商业可持续性难、降低交易成本难、克服金融排斥难、金融风险防控难、有效监管约束难。其次,说明了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坎”,即金融科技靠得住、数字金融落得下、农村地区接得住。再次,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乡村治理和生活富裕等五个方面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五大融合”。最后,针对在乡村振兴中如何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机制、门槛及政策价值

基于2011—2018年间全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创业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正向促进作用是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覆盖广度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带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两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水平、保险覆盖、传统金融、产业结构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而当人力资本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就业与农村居民增收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为了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以及如何促进等问题，本文使用我国201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分指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就业机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均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中数字支付和数字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是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现阶段应推广普及农村数字金融，并通过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监管框架，加快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带动农村居民实现高质量增收。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陕西实践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陕西省金融与科技融合应用取得长足进步.文章提炼了陕西省金融科技在顶层设计、应用效果、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成果,分析了新阶段陕西金融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新时期全省金融业要持续深化金融科技应用,扎根实体、聚焦普惠,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强跨领域合作,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理论逻辑,运用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变更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在各个区域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人力资本高级化路径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数字化如何影响城市创新力——来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在我国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创新驱动是重要的国家战略.传统金融受限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难以对中小企业及个体从业者的创新创业活动给予足够的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则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改善了中小企业及个体从业者的创新创业融资环境,从而推动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水平.利用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力.通过进一步的机制探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改善中小企业和个体从业者的融资环境以及对传统金融形成有效补充从而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此外,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效果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同时在二、三级城市的影响效果强于一级城市和四级及以下城市.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债券融资

本文利用2010—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企业债、公司债以及企业外债数据,全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债券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企业通过企业债、公司债等方式融资,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外债融资。造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内债（企业债和公司债）和外债差异性影响的原因是,企业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企业在当地或国内金融市场融资,削弱了企业通过外债融资的需求,从而导致企业在境外融资规模的下降。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因素对企业债券融资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覆盖广度对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影响最大,数字化程度对企业外债融资影响最大。第三,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券融资的促进效果更好。基于此,本文从提升企业融资质效的视角,提出了完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相关建议。     

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动能：指数构成、测度结果与对策思考

发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已经成为科技银行、其他金融科技平台公司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共同战略选择和关键发力点,但我国农村各地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总体上仍然较低,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平衡。论文利用网商银行在全国1884个县（县级市、旗）的业务数据及其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广度、深度与质量三大维度出发,建构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测度了2017-2020年这些县域的各级指标得分,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测度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动能。研究表明,2017-2020年中国各地区和各省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提升较快,但各地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提升明显,服务质量提升相对不足;数字贷款和数字授信发展最为迅速,数字支付次之,数字理财2020年也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数字保险的发展一直相对迟缓。从发展动能来看,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势头比较迅猛。总体而言,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巨大,应进一步加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和法规政策,提升县级政府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在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使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数据,利用变异系数法测算省级层面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GWR模型研究30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实证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但使用深度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不显著;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抑制效应,西部地区抑制效应较为明显,东部地区促进效应较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效应分析

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全国30个省份的乡村产业振兴综合指数,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基本呈现"东高西低"态势;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第三,在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中,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乡村产业振兴有明显的促进效果,且数字化程度促进效果更好。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和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论文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各类银行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地区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相对贫困的减缓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饱和程度、减贫效应大小等在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鼓励中小型银行在中、西部地区开发数字产品和线上业务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差异。未来,为了促进共同富裕,应进一步增加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鼓励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完善数字金融相关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