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约束下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研究

利用2000年～2010年31个省市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探讨户籍管制下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发现:户籍管制的确构成了城市规模的发展瓶颈,过高的户籍管制导致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而过低的户籍管制则影响城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进一步结合样本分布的时空特征,指出户籍约束而非过度城市化导致了现阶段城市规模的低效率集聚.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应该通过户籍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并制定合理的户籍管制政策,防止户籍管制过低或过高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与政府责任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完善,相关群体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要求平等的享有社会改革的成果。政府应该着力调整户籍政策,形成城乡一体的户口管理制度。各地户籍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改革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政府应如何进一步改革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户籍法律制度改革评析

中国的户籍法律制度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我国宪政、法治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户籍法律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只有结合中国国情和民情,才能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     

特别关注

公安部等14个部委酝酿户籍改革新制度近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表示,由国务院牵头,包括公安部、国家发革委、劳动保障部等14个部委正在积极协商户籍改革的事情。据透露,《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送审稿)已经形成,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     

成都已治,天下可期——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禁锢中国农民近60年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在试点改革.最近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见<四川日报>2010年11月19日<国家部委赴蓉肯定"成都经验"具典型示范意义>),将户籍改革进行到底,在2012年底将统一全市城乡居民户籍,城乡居民享受公平待遇.这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意义重大.     

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变革的思考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二者共同起着控制人口流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宗旨是实现迁徙自由,而土地集体所有使农村形成一个个集体利益共同体,农村户籍是确定集体利益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惟一依据,人口在农村的横向流动与城市向农村的纵向流动是不可能的．土地集体所有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障碍。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与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改革配套进行,要统一城乡户籍,必须重新界定土地集体所有权。     

劳动力及人口城乡配置的户籍控制机制研究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我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式迁移＂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视角看,户籍制度在不同等级城市政府间出现改革程度及进度的差异有着内生性根源,数量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来自城市和农村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决策,依附于户口差别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的户籍门槛内生性地调控着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规模,同时引导着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及其附载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户籍配置。     

户籍改革背景下农民集体所有权与收益分配权制度改造研究

由于农民在集体所有权中享有的权利不清晰、农民在集体财产中的成员权以户籍为标准确定,导致落户城镇后农民享有在集体财产中的权益存在制度障碍。户籍改革的顺利进行要求不能损害进城农民在农村的产权权益,为此要改造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制度。集体所有权的初衷是维护每个集体成员的利益,因此要虚化集体在权利主体中的地位,将集体财产所有权中更多的权能直接赋予给农民。而农民在集体财产中的收益分配权要设计成与户籍相脱离的独立权利,并构建专门的实现和救济制度。     

“自由迁移”从户口到人口还有多远？

南京最近出台实质性的户籍改革举措。根据新政，南京市“老五县”与主城区户口可通迁，海外高层人才可带配偶落户，应届高校毕业生保留户籍两年的限制也被取消了。新政甫出，南京全市可“自由迁移”便成为亮点。
　　笔者认为，消除城市二元制度，实现户口“自由迁移”，体现了户籍改革的实效，它至少在为解决本市居民的居住地与户口分离的问题，为他们的子女就学提供便利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但户籍改革的要旨体现为对公民自由平等权利、自由迁徙权利的尊重，它既不是户籍改革本身所能实现的，更不是一城一地的通迁所能体现的。从这个角度说，南京的户口自由迁移与全国人口的自由迁徙，还有着太长的路要走。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的构成、测度与分担——基于有关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统筹“农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户改成本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伴随城乡利益博弈而逐渐累积增大的过程；户改成本的构成具有分类复杂、形态多样的特点；户改成本的测度存在依据、方法和数量上的差异；户改成本的分担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增量成本的主要负担者，其与地方政府分担的比例会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有所不同。统筹户籍改革还需要在政策上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诉求进一步聚焦。     

关于房产税改革中户籍问题的思考

本文主要从财产税公平的角度出发,围绕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就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对房产税公平的影响展开思考,分析了我国房产税改革中存在的户籍瓶颈,就如何达到公平的房产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将户籍制度问题引入房产税公平的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目前我国还没有将房产税和户籍问题综合考虑的相关研究。     

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的制度背景与维度解析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是实现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和充分就业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条件,竞争性的培育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要目标。但相对于其他要素或产品市场,制度性因素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大,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竞争性改革的进程。以户籍登记制度为核心的二元户籍制度体系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问题,使城乡劳动力在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就业机会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仅如此,公共教育政策设计的"城市导向"还使农村劳动力面临教育起点的不公平。     

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基于户籍歧视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收入调查数据,采用不同的工资分解方法,从地区分割、职业分割和收入阶层的角度测算并分析了户籍工资差异及户籍歧视情况。实证结果表明,户籍歧视在不同经济发展区域都存在;户籍歧视的加剧体现在工资歧视和就业歧视两方面;对于极低工资、低工资和较高工资的劳动者而言,户籍歧视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相当严重。     

城乡统筹的路径选择：实现农村人口迁移与土地流转

城市化进程就是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当前,应实施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制度的协同改革,实现农村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的联动,实现城镇户籍人口与城镇常住人口的一致;消除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异,消除农村居民向城镇有序转移的体制性障碍;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民土地产权权益,与城市居民平等分享城市化的收益,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城乡协同发展。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 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率驱动与创新路径——以上海的城镇化建设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新四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而且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城镇化建设的效率驱动与创新路径对于我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型城镇化的最大问题在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化为城市居民作为重点,全部放开县城以下中小城市户籍限制。积极创造条件放开中等以上城市户籍限制,同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安居、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问题。     

上海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态势与应对的多元策略

作为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07年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287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0.8%,其中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为211万,占户籍总人口的15.3%.     

公安部等14个部委酝酿户籍改革新制度

近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表示，由国务院牵头，包括公安部、国家发革委、劳动保障部等14个部委正在积极协商户籍改革的事情。据透露，《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送审稿）已经形成，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     

中国户籍改革与人口信息化管理

推进城镇化重要环节在户籍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筹考虑,又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中国的人口管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人口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是人口信息数据库建设,为户籍改革提供后台数据支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的法理分析

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身份权变动、权利转换及目的论等视角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进行学理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不具有正当性,存在诸多法理障碍,也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势必影响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不具有可能性。一言以蔽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不具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