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分析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小微观构成,其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支撑。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位于初创期、成熟期的企业驱动效果更加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预期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三种传导路径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金融集聚更好释放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础条件,在金融监管强度大的地区中,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本项研究从新的视角为理解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期望业绩差距、管理者决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除了技术进步和资源扶持外,更需要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通过选取2012-2021年制造业行业的上市企业,研究了期望业绩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实证发现,期望业绩差距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呈“U型”非线性结构关系,即在期望业绩顺差和期望业绩逆差越大的两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越强,表明我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既有“居安思危”的谨慎性需求,也有“穷则思变”的变革性需求。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期望业绩顺差因资源冗余效应,期望业绩逆差通过倒逼管理者增加创新投入和改进组织韧性,提高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期望业绩差距下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未来期望业绩,但具有时滞性。     

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传承期绩效表现——来自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在遵循“数字化基础设施（ABCDM）—互联网商业模式—企业信息化建设”数字化逻辑的基础上，文章基于2017—2021年上市家族企业年报，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模型，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代际传承动态过程中绩效表现的影响机理，打开了差序格局情境下，中国两代人协同治理家族企业的数字化效益实证研究“黑箱”，对“为什么家族二代应该引领数字化变革”作出回应。结果表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减少冗余资源和弱化代理成本三重路径提升传承期绩效，但在不同传承和创新属性视角下表现出显著非对称性效果，即处于父辈掌权且子辈辅佐父辈阶段以及高创新强度的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与绩效驱动效应更强。实证结果为二代引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支持，同时为其在数字化情境下打破企业边界、优化业务流程、整合外部资源提出探索性建议。     

下游企业数字化可以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创新绩效？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该研究基于2007-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规模数据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等统计方法,探讨了企业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揭示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应用与管理创新提升创新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运营创新绩效和市场创新绩效,其中不仅直接影响显著,还通过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和劳动赋能等多重内在机制间接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提升。该研究发现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实践中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策略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市场价值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年报文本信息,以文本关键词形式识别数字化转型强度,并检验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推动企业价值提升,在同群效应的带动下,这种市场价值驱动效应更为明显。机制识别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优化信息流转和市场预期,改善企业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困境,提升企业创新动能,这些都为企业价值提升提供了充分动力。从企业异质性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展现出了更为显著的价值驱动力。特别地,在区分了不同数字化转型导向后发现,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增升效应较为明显,区块链技术的影响相对有限。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有中介变量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ESG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且ESG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起作用,即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用;、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加显著;、不同区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效率提升程度中部＞东部＞西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数字化转型或将成为激发企业创新持续性的重要驱动力。研究从双元创新的视角对创新持续性进行维度拓展,引入中介变量知识整合能力和调节变量政府研发补助,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双元创新持续性的理论模型。基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08-2021年中国A股312家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探索型创新持续性和利用型创新持续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整合能力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双元创新持续性的重要路径;政府研发补助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知识整合能力的积极影响。研究拓展了创新持续性的研究维度,补充了创新持续性的数字化前因,为提升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文章通过查找历史资料,进行历史比较的方法对本轮中美间贸易摩擦对两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做出分析。文章介绍了本轮中美间贸易摩擦的概况,其次梳理了近年来历史上较为典型的两轮贸易摩擦,分别为日美在1980年发生的汽车行业贸易摩擦以及中美在2009年发生的轮胎行业的贸易摩擦。通过分析这两轮贸易摩擦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据以对本次中美间贸易摩擦对两国的金融市场走向做出预判,并且给出一定的金融应对策略。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ESG责任表现吗?——基于MSCI指数的经验研究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和感知能力,同时也为企业履行ESG责任创造了基础条件。本文以2016—2021年入选明晟（MSCI）ESG评级的31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特色数据库,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ESG责任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其ESG责任表现。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高1%,促进企业ESG责任表现提高0.096%。其中,数字化战略和数字化技术每提高1%,促使企业ESG责任表现分别提高0.114%和0.080%,数字化战略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公司治理责任表现影响最大,对环境责任表现影响最小。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信息互动和财务绩效三种渠道对ESG责任表现发挥了间接作用。第三,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责任表现存在异质性特征,低碳企业、国有企业、消费型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本文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研究,为推动上市公司更好地履行ESG责任和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新冠疫情冲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变革。为适应时代发展,我国企业积极尝试数字化转型,为了更好地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文章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提升有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降低管理成本、融资成本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正向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此外,新冠疫情冲击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的正向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与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

本文利用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我国企业外债数据和中美贸易摩擦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显著增加我国企业外债的发行利率，但对外债的额度和期限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我国企业外债的发行利率约增加 1.276%。在进行安慰剂检验、以及考虑发债企业信用评级、贸易摩擦影响的时滞性、中美加征关税税额等因素的影响下，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通过避险情绪、汇率波动和关税成本等渠道影响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最后，文章就中美贸易摩擦下完善外债风险管理、降低企业跨境融资成本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透析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正呈现出愈演愈烈态势，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诱因主要包括：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力明显提升，与美国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边缘化中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为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拓宽发展空间。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各国福利改进而言，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的企图将难以实现。着眼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应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倒逼国内改革，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供应链产生的冲击，加快完善外资管理体制，加快外贸领域结构调整。     

绿色消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30个省区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模型检验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绿色消费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其高端化发展;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要素配置,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加快推动消费绿色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创新引领和资源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文章以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各阶段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多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的两个阶段,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都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企业财务绩效,其中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的绩效提升作用更强;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和增加技术创新产出的路径促进制造企业财务绩效提升,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和增加技术创新投入的路径抑制制造企业财务绩效提升;情境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高以及环境动态性更强的样本中,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更明显的提升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