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来自住宿餐饮部门就业的证据

空气质量对居民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得到广泛关注。文章利用2015—2019年283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OLS、2SLS模型实证分析了空气污染对城市消费活力产生的影响，并使用微观数据对可能机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空气污染对城市消费活力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文章还采用热逆温天数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2SLS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在异质性分析中，空气污染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南方城市的空气污染对城市消费活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北方城市未受显著影响；空气污染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小型城市的空气污染对城市消费活力具有抑制效应，而大型城市、中型城市未受显著影响。在微观机制分析中，空气污染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与增加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来降低城市消费活力。研究结论为改善空气质量以激发城市消费活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疫情期居家改变消费者餐饮习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餐饮业毫无疑问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在本期策划中,记者以问卷的形式对消费者在疫情之下的餐饮习惯、消费频率、消费偏好等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使消费者的餐饮习惯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疫情期间在外就餐人数急剧减少由调查数据可知,疫情之前,大约有44.1%的人会在公司或学校的食堂就餐,23.5%的人经常点外卖。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研究

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问题,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分析显示,外出务工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从而提高家庭储蓄。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 和 2016 年两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能显著地影响家庭储蓄率。     

城镇居民不同养老保障类型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不同的养老保障类型对城镇家庭消费量及其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家庭相比,参保家庭的消费支出将增加19.2%,拥有退休工资的家庭将增加20.7%;从不同家庭类型来看,社会养老保障对低收入、老年组的消费促进作用显著;而在消费占比上,家庭用品的消费支出占比相比没有社会保障的家庭显著增加。     

人口老龄化对山东省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1989-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定量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山东省消费的影响,发现:(1)目前阶段,人口老龄化对山东省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影响程度不显著。相比较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其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程度;(2)人口老龄化使得山东省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基本生活资料消费由量的满足到质的提高,医疗保健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持续增长。     

农户家庭社会性别对消费结构影响的研究——以陕西省周至县为例

本文使用陕西省周至县关于农户社会性别对消费结构影响的调查数据,以农户家庭的夫妻受教育程度、决策权、现金支配权,收入贡献四个指标作为家庭社会性别特征,分析了不同社会性别的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并试图揭示该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因果关系路径,从而有助于农村针对性别差异制定多样化的消费引导策略和改进措施。结果发现：具有倾向于性别平等或家庭中女性地位居高的特征的家庭在教育等方面投资支出较多,且家庭总体的消费水平较高。     

城市家庭儿童数量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以消费理论和旅游消费理论为依据,以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运用广义线性模型定量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城市家庭儿童数量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孩子家庭的旅游消费支出,明显高于没有孩子的家庭,并且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呈现增加的趋势。     

农户消费需求会因社会养老保险覆盖而提高吗

2008年起我国开始推行"新农保"政策,目标之一即提高农村人口消费需求。本文利用我国"新农保"政策推进时期的CHARLS数据,通过断点回归和三重差分两种方法,对新农保目标对象农户的不同消费支出进行分析,以得出该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影响。结果发现,新农保的覆盖对农户当期日常消费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显著。本文通过分析政策异质性发现,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以老年人口为主的小型家庭中受影响更大。     

家庭固定资产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分析——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的数据,基于微观家庭样本数据和计算房屋均价来分析家庭固定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首先考察有房与无房家庭消费受家庭固定资产价值波动的影响,再进一步考察拥有一套房、一套房是农村或者城市、两套房及以上、两套房以上是农村或者城市的家庭消费受家庭固定资产价值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拥有一套房在城市的家庭消费受家庭固定资产影响最为显著;拥有越多住房的家庭消费受家庭固定资产的影响越小。     

我国家庭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厘清我国家庭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将对于高质量旅游服务供给提供多维创新渠道.为此,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的数据,本文将采用Heckman两步法模型从社会以及家庭结构、经济和心理因素探讨影响家庭旅游消费的因素.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具有较高的旅游消费支出.然而,男...     

人力资本与外出农民工职业选择——基于河南省三县市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河南省三县市外出农民工的相关调查数据,考察该区域农民工的职业选择状况,并着重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外出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专业培训对外出农民工获取或从事具有向上流动性强、社会声望相对较高的职业影响十分显著;更多低水平人力资本特征的外出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和宾馆餐饮服务业等低层次职业就业.据此,我们认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是促进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     

电商发展与居民消费动态关系研究——引入居民受教育程度因素的考量

数字经济时代下,电商生态平台已成为刺激我国消费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居民受教育程度对消费偏好和消费观念的养成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2010-2021年我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探究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电商交易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电商交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居民受教育程度与电子商务交易对居民消费的协同效应不会改变居民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支出的正向效应。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通过促进电商交易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同时,通过替换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与基准结论一致。据此,提出加强人口素质教育、促进消费提质升级以及营造健康电商环境等政策建议。     

老龄人口占比对广东省居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基于CFPS2016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广东省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分组回归的方法,就家庭老龄人口占比对于消费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从家庭异质性的角度,家庭老龄人口占比对低消费、户主低学历及农村家庭的消费负向影响更大;从消费类型异质性角度,家庭老龄人口占比对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与通讯支出、衣着支出和教育文娱支出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在部分类型支出的全分位数回归中存在“断点”现象。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费用的调查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估计分析农村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父母外出务工与子女家庭教育支出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这为解释留守儿童的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经验上的证据。     

儿子、房子与票子: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性别比逐渐失衡、房价不断高涨，久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家庭父母不得不通过压缩家庭消费来为子女未来婚嫁做准备。文章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生子家庭的消费支出显著少于独生女家庭，在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分位数回归法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城镇独生子家庭迫于更大的婚姻市场压力会比农村独生子家庭更多地压缩家庭消费；三线城市独生子家庭出于对子女未来发展的考虑以及受高房价、低生活成本的影响会比一二线城市家庭更多地挤出消费支出；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地区，独生子家庭挤出的消费越多。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对家庭住房购置的数量产生影响，随着地区婚姻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独生子家庭相较于独生女家庭倾向于购买更多的住房；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住房数量是子女性别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机制，独生子家庭会随着住房数量的增加挤出家庭消费支出。对此，文章建议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坚持“房住不炒”政策、通过影视文娱等媒介输出正确婚嫁观，为缓解我国居民消费...     

家庭化流动、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CHIP2013的证据北大核心

农民工举家外出并意图融入城市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和融入意愿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化流动和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和融入意愿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两者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以及生活消费和住房等其他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即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需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三大产业的发展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通过查找我国三大产业每年各自产值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等数据,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最终得出我国三大产业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建议。本文主要是查找我国2008年~2013年6年中三大产业每年各自产值与31个省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等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借助EView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三大产业对城镇居民的影响为第二产业的作用最显著,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笔者据此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     

上海服务性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上海1980-2010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数据的分析,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衡量服务性消费需求的人均生产总值、体现服务产品供给的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以及影响居民消费观念的居民受教育情况对服务性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由此,针对未来上海加大服务性消费支出提出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居民自身文化修养等相关建议。     

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以1990~2009年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及其结构数据为样本,研究江苏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关系和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江苏城镇化进程对不同消费结构的影响程度。在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受城镇化率影响最大的是医疗保健,其次是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两者呈极强或较强关联;交通和通讯支出比重与城镇化率的关联程度最低,呈中等关联,但其是8大类消费中增长最快的一类。     

我国老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研究

文章采用2011年CHFS的微观数据分析了我国老年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受教育程度、退休工资以及房地产资产数量对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正效应,而家庭消费支出规模、养老保险对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替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