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我国人口生育率面临下降压力

人口生育行为作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除受生育政策影响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妇女受教育的改善以及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提升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仍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为此,我国需进一步完善人口生育政策,降低育儿成本,以扭转生育率持续偏低的现状,确保人口与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生育政策与生育率趋势研究

受生育政策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提前进入超少子化发展阶段。生育政策放宽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生育率短期激励提升作用明显,其中对二孩及以上平均生育率、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镇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激励提升作用较为显著。但2020年后,总和生育率仍将持续下行。遏制生育率下滑趋势,需要制定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导向的《人口法》,建立涵盖生育、托育、养育、教育的全周期鼓励生育政策体系。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原因分析

西方社会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后人们自觉控制生育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诱导性的人口转变，社会干预的作用大于或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有三种力量尤为突出：第一，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我们称之为诱导性力量，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第三，我们称之为自发性力量，即随着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综合来说，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实现的。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生育支持、生育率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内生化隔代抚养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儿童津贴和公共托育服务，考察生育支持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支持结构偏向儿童津贴会降低生育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加大生育支持力度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生育支持结构。当生育支持结构偏向公共托育服务时，生育支持力度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关系，反之，二者呈正向关系。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伴随生育支持力度的加大，合理调整生育支持结构可以实现生育水平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双赢”。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

目前,-种新的人口现象正在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切的关注,这就是“超低生育率”(lowesl-low fer tility)现象。最近,联合国人口司在-份调查报告中预测,目前生育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到2050年将出现人口下降。联合国人口司把妇女生育率分别列为高、中、低三种类别。高生育率主要出现在非洲许多国家以及亚洲的巴基斯坦和阿曼等国,这些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的子女。中等生育率指的是妇女生育介于2.1到5个子女之间。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4个国家处于这个行列,大约占全球国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巴西、孟加拉国、伊朗和菲律宾,它们占了世界人口的很大部分, 其生育率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全球人口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较低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不超过2.1个子女,具体分布范围包括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估计有六十多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再生产出现了内在的缩减趋势.     

现代化与低生育率陷阱——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向与反思

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的关系,使低生育率陷阱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泥潭困境。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儒家社会和中国具有文化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低生育率及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应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并不成功的人口政策方案汲取经验教训,正视低生育率危害,缩短生育政策观察期窗口,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制度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呈正态分布,但分布曲线趋于扁平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根据育龄妇女生育率演变特征推导出的生育率等式,在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将日渐扁平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平均值将不断下降。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基于STIRPAT和Leslie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STIRPAT模型和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年、2027年、2031年和2027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赣南山区“橙村”妇女生育率研究

生育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未来。利用族谱等地方历史文献和实地访谈资料,客观地描述了建国以来赣南山区橙村生育率的变化,深入分析生育率上升、下降的作用机制,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文化习俗等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妇女生育率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农村妇女生育率。     

不同生育率情形下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比较研究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基金制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优于现收现付制,但这几乎都是基于人均资本视角的判断。本文在外生和内生生育率两种情形下,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分析基金制是否完全优于现收现付制。理论模型表明,在一定参数组合下,无论外生生育率还是内生生育率,都存在使现收现付制下社会福利高于基金制下社会福利的养老保险缴费率。模型的数值模拟显示,存在使现收现付制下社会福利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且在外生生育率下（符合我国生育政策）现收现付制缴费率在12%左右社会福利最高,内生生育率下（符合发达国家生育政策）现收现付制缴费率在6%左右社会福利最高。前一数值与已有研究成果观点相近(我国社会统筹部分缴费率应下降到15%左右),后一数值与美国（62%）、日本（77%）等发达国家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缴费率相近。稳健性检验显示,只要参数赋值在合理范围内,数值模拟主要结论不变。本文为降低现行我国社会统筹部分养老保险缴费率提供了理论借鉴。     

性别偏好与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发生的重要经济和社会现象。本文从性别偏好对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生育率会显著下降。本文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会缩小男女劳动力在生产效率上的差异,从而使男女工资的不平等减少。而性别偏好程度又取决于男女劳动回报的差异,因此经济发展会降低性别偏好的程度,提高女孩对于家庭效用的贡献,这将影响到家庭的生育决策。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性别偏好程度的下降对人口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当性别偏好程度显著降低时,人口生育率会下降。     

关于调整生育政策可行性的思考 ——以经济发展对生育影响的角度为基础

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差异、以及人口惯性的存在是否对生育政策调整有所启示?本文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怎样对其进行解释;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结合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并运用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昭通市育龄妇女生育率问题研究

育龄妇女生育率偏高，会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和消极影响。从昭通市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特点入手，深入分析其生育率偏高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应发挥政府领导作用，采用政策、法律、利益导向、教育文化等对策，综合整治生育率偏高问题。     

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口形势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决策。中国因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30年间少生了4亿人口,不仅有效扼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且为后来经济发展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该政策也累积了严重的负效应,给人口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如果继续推行该政策,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且再难以逆转,负效应会更加凸显。面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趋势,中国当前应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同时,尽早把握时机,调整生育政策,在未来30年间,从允许生育二胎向鼓励生育二胎转变,从控制人口数量向提升人口质量转变,以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代际流动约束下生育率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国际检验

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人口生育率过低问题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但目前理论界关于人口因素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很少从生育率视角来考察以及考虑代际收入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文章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考察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在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假设下,一个经济体中生育率的提高会使穷人比重提高,进而拉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地,文章利用1970-2011年76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1)总和生育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如果每个妇女平均多生育一个孩子,将会使基尼系数增加0.025;(2)以出生率作为总和生育率替代指标的实证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不同生育率测算指标高度相关且可相互替代;(3)对于代际收入流动弹性越高、收入水平越低或生育率越高的国家(地区),其生育率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作用越大.文章关于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对于我国如何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寻求应对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之策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启示.     

生育控制下的生育率下降与性别失衡

从生育控制的视角,运用孩次性别递进理论,分析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生育性别比的关系,得到了在生育性别自然规律下达到生育目标最低生育率YFR唯一存在的结论。给出了生育目标YFR的计算方法。探讨了YFR在生育性别监测和预警中的应用。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多样化、生育率与经济长期演进:一个统一的增长框架

消费品种类在19世纪后半期的迅速扩张是人类增长史上的一个典型事实，在社会变迁和经济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鲜有提及。本文将消费品多样化引入统一增长理论，构建了新的模型来解释历史上的人口转变和经济由长期停滞到持续增长的演进过程。在模型中，人类在技术上的进步不仅表现为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且表现为消费品种类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改进增加人们的收入，提高人们生育的经济能力，而消费品种类的增加会减少人们在生育方面的支出。生育率的变化取决于收入增长和消费品种类增加的相对速度，而这依赖于经济体在知识生产、生产技术革新和消费品种类扩张上的历史表现。结合经济史与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果，数值模拟表明，本文构建的模型能复现统一增长理论对长期经济增长路径的刻画，并为理解历史上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路径的多样性提供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