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本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该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本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多维贫困测量及述评

贫困的测量是各国贫困研究关注的焦点,测量方法随着对贫困概念认识的深化不断变化。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筛选,成为多维贫困分析和测量的关键。研究发现,非公理标准下的多维贫困指数具有算法简单、操作方便等优点,但缺陷在于各维度间相关性较强且权重分配具有主观性;公理化标准下的多维贫困指数,虽然在指数维度加总问题上存在异议,但满足了大部分公理的要求,且测量结果更稳健。     

多维贫困测量及述评简

贫困的测量是各国贫困研究关注的焦点,测量方法随着对贫困概念认识的深化不断变化。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筛选,成为多维贫困分析和测量的关键。研究发现,非公理标准下的多维贫困指数具有算法简单、操作方便等优点,但缺陷在于各维度间相关性较强且权重分配具有主观性;公理化标准下的多维贫困指数,虽然在指数维度加总问题上存在异议,但满足了大部分公理的要求,且测量结果更稳健。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基于FGT指数的我国农业政策减贫绩效研究

本文基于广义帕累托洛伦兹曲线模型以及洛伦兹曲线与收入密度函数间的理论关系,构建了一种利用分组数据测算贫困指数的新方法,并使用统一的贫困线标准测度我国农村FGT贫困指数。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各项农业政策的减贫绩效,研究发现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户贷款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但由于贫困者在资源获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贫困与非贫困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贫困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大,而增加农村教育支出能够保证贫困群体更多受益。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中国转轨时期居民收入差距、贫困与增长问题的研究

本文回顾了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基本研究成果,重点讨论了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并对主要结论进行了证明。利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1990、1992-2001年的不平等状况。对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分析了不平等、贫困与增长的问题。结果表明,全国不平等增加主要源于城乡差距不断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主要因素;中国已步入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行列,不同收入人群从增长收益悬殊。利用不同贫困线测度,发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状况估计并不是一致的。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多维贫困指数包括了反映环境贫困和资产贫困的重要指标。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研究

贫困应该表现为福利的缺乏,而不仅仅表现为收入或消费的不足.福利是一个多维概念.将贫困视为多维概念,要求在其程度的测度上对每个选中的福利变量均确定其阈值,即贫困表现为一个人有某个福利特征值小于相应的阈值.据此,文章讨论总结了多维贫困程度测度指标的性质,论证了该指标的可分解性,指出了该指标优于人文发展指数等指标的特点.最后,给出了该指标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并利用该形式进行了国家间贫困程度的比较分析.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资产扶贫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本文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农村土地与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导致高收入家庭将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更严重的"隐性剥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与资产积累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分配作用,其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由此扩大了农村中高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不平等程度。据此,应着手构建资产扶贫的政策体系,这对于乡村振兴及资产扶贫赋予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旅游季节性测度框架及其实证研究

针对旅游季节性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长期纵向跟踪研究和测度方法众多等问题,利用黄山风景区长达10年的日接待数据,在归纳出旅游季节性测度框架的基础上,将熵测度方法及其组合分析方法用于旅游季节性测度,深入分析黄山风景区旅游季节性。研究发现:①旅游季节性模式方面。运用图示和以均值为核心的描述统计方法,能够直观地体现季节性的峰谷形态、周末效应和假日效应。②季节性均衡程度(离散程度)方面,季节变动指数测度出年内的旺季、平季和淡季,能为管理者提供概念性管理工具。③在模型测度方面,熵测度方法具有较大优势,运用年、月、周熵冗余指数分析年内、月内和周内的季节性,与其它方法相比较,更加深入细致,政策指导意义更强;熵分解方法,能够剖析历年季节性变化的内在根源,能进一步提升政策指导意义。     

我国残疾人多维贫困状态测度

我国残疾人群规模庞大,而残疾人致贫、返贫可能性高和脱贫困难,因此应该给予更多关注。贫困的测度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贫困线,以识别贫困人群;二是构造贫困指标,以衡量贫困程度。多维贫困概念更有利于识别能力剖夺。仅仅采用收入与支出标准,会忽略贫困的脆弱性以及长期性,因为恰恰是能力贫困导致了贫困,个体贫困往往根源于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情况等。目前,采用数个维度衡量贫困状态,已成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流方向。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及其影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通信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数字金融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何测度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现状和普惠程度一直是一个难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团队合作编制了一套"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缺乏数字金融测度的窘迫.目前该指数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应用,本文对常见的数字普惠金融测度,特别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后者应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以与家庭、企业、传统金融市场以及区域经济活动等各类数据进行匹配,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在应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时,也需要高度关注该指数存在的固有缺陷和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内生性、影响机制讨论等.     

贫困测度方法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以F_α系列贫困指数为例

政府在对贫困人口实施收入救助时,通常以追求目标群体贫困最小化为出发点.同时,政府常借助于贫困指数来评估贫困和反贫困政策效果.对收入相异的贫困人口而言,实际能否得到救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评估方法和约束条件.基于此,探讨了在不同约束条件下,贫困测度方法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看,我国应采用Fα(0＜α＜1)指数作为贫困评估方法,以实现Type-pr类反贫困政策.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基于WPI-LSE模型的中国水贫困测度及空间驱动类型分析

在构建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WPI模型测度了200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水贫困水平,并以资源、设施、能力、使用和环境5系统得分的贡献率为指标,采用LSE方法将各省市划分为不同的水贫困驱动类型。结果表明：我国水贫困程度呈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加重的规律;资源因素是所有北方地区共同的水贫困驱动因素;在东北、中、西部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设施和能力因素构成对水贫困的驱动因素;在资源条件较好的东南和西南地区、以及发展水平不高的西北地区,使用因素形成对水贫困的驱动效应;东北和东部地区的水贫困亦由环境因素所驱动。研究结果可为各地区制定缓解水贫困的水资源管理策略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甘肃省不同地理区域灾害与贫困耦合关系量化研究

从甘肃省最新确定的5个重点扶贫区域中选取了6个市(州)作为典型地理区域,以统计资料和数据为基础,建立了这些区域的灾害频发度和贫困度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了近10年来灾害频发度、贫困度时间演替轨迹和分布特征,分析了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甘肃省不同地理区域灾害频发与贫困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甘肃省不同地理区域贫困度随着时间的变化呈下降趋势;不同地理区域灾害频发度总体上保持着比较高的程度,灾害频发度的高低与时间不存在相关性,而与灾害类型、灾害发生次数和灾害持续时间有关;各地理区域灾害频发与贫困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很强,特别是受气候变暖的影响,旱灾频发且持续时间较长,以及这些地理区域固有的高脆弱性等因素共同加剧了贫困程度,使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灾害与贫困易形成恶性循环.     

财政分权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财政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政府可利用信息优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文章利用2010—2018年的CFPS数据测算我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并使用GMM模型探讨财政分权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多维贫困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多维贫困指数和下降幅度最大,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居中并与全国贫困水平基本一致。(2)财政分权有利于减缓多维贫困水平,财政分权可通过生产性财政支出与服务性财政支出促进多维贫困减缓,且服务性财政支出的减贫作用大于生产性财政支出。(3)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均有利于减缓多维贫困,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别,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由此,文章从提高欠发达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实现高质量减贫;建立城乡减贫一体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间的联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