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一个分析框架——从迁移成本角度解释2003—2007年农民工市场的变化

本文对2003—2007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解释。通过建立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求模型,本文认为农民工供给增速减慢是2003—2007年农民工工资水平上升、农民工数量增速减慢的主要原因。本文还从迁移成本的角度对农民工供给增速减慢进行解释,认为2003—2007年农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农村居民心理评价也随之提高、外出打工时家人离别的心理成本增加是农民工与农业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而农民工供给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     

加班或不加班:农民工的选择还是别无选择

本文采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农民工的工资率和工作时间的关系,发现工作时间的延长虽然可以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但其工资率却呈下降趋势,这和基于时间灵活性的补偿工资理论不符。为解释这一现象,使用终生效用函数和客观约束条件的消费—闲暇选择模型,通过对消费和闲暇跨期效用替代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率和工作时间的负向关系源于农民工无法突破以低工资率为特征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基于时间灵活性的补偿工资理论成立条件不被满足。低工资率进而低收入使农民工更偏好收入而非时间灵活性,而为增加收入,在次属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高工资率的工作岗位前提下,他们除了加班并接受越来越低的工资率之外别无选择。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及其工资效应——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增加劳动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1～2016年微观数据,基于城市规模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工资效应的差别。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错配比例越高;中小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呈现工资嘉赏效应,大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以工资惩罚为主;而教育不足对农民工工资则普遍存在负向影响。农民工教育与职业不匹配对工资影响的理论机制表明,中小城市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支持分配理论模型。这意味着,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表现出学历越高人力资本回报越高的特点;而在大城市,教育与职业适配则更为重要。因此,改善城市层面的教育-职业的适配性,让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和工作转换,进一步增强城市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是相关政策调节的重点。     

从“产权管制”到“市场分割”——农民工工资决定机制研究

本文构建产权管制背景下的工资决定方程,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3年"中国千村调查"中4901个农民工的数据,采用OLS估计、中介效应检验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较高的土地流转比例对农民工工资有促进作用;(2)农地产权管制会通过"户籍类型、就业性质、流动频率"的中介变量间接作用于农民工工资;(3)户籍管制形成劳动力资源配置在城乡流动、跨省流动的门槛,由此解释异质劳动力在不同部门、行业、地域"同工不同酬"现象;(4)沿用产权管制与市场分割的逻辑路线破译"迁移谜题",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根植于产权管制中征地补偿的级差地租剪刀差、户籍门槛的工资歧视及地域歧视、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的虚化。因此,放松产权管制是破除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的关键,自由迁移实现的要素优化配置才能提高工资福利水平。     

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文又揭示了农民工工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本文的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为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当前应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经过综合测算，本文认为，当前农民工工资水平应至少提高1／3。     

农民工工资与资本增值

本通过对农民工工资构成分析，试图说明农民工工资已远远低一其劳动力价值。农民工的低工资成就了“三大资本”的发展壮大，也将造就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从目前中国的政策取向看，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中的从属地位还难以扭转。     

我国农民工工资变化及其深远影响

本文针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不断增长对现在和未来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行分析和预测。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趋势,在2008—2018年间提高了两倍多,从绝对值看平均每年月工资提高200元以上。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有着突出的积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确保了近年来农民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也拉动了农村劳动力价格水平,拉动了农产品生产成本上涨,农业机械化水平亦同时呈快速提升态势,也使得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明显地下降了,这有利于土地的流转。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对农村居住状态的影响,现在是潜在的,未来将日益显性化,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日益强化,越来越多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开始在老家所在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和中心镇购买商品房,农村宅基地的两难困境也会迎刃而解。     

禀赋差异、议价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2年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劳企双方议价能力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议价能力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以及禀赋异质性特征下农民工议价能力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用工企业雇主相比,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明显较弱,在双方议价能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实际获得的工资比市场"公平"工资低24. 96%。对于处于工资分布底端的农民工,议价能力的弱势尤为突出。禀赋特征对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有一定影响,随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水平的提升,农民工议价能力有所提高,而其实际工资水平的下偏程度也随之降低;此外,迁移状态也是影响农民工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相比于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的工资议价能力更强,他们的工资所受到的挤压程度更低。     

“三农旅游”对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探析

"三农旅游"发展模式契合了农村产业整体投资少、资源开发难度小的运行特点,能够充分解决农村大量闲置劳动力的吸纳问题。然由于理念滞后、运营方式单一等短板的存在,"三农旅游"吸纳农村闲置劳动力的潜力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虽然农民工短缺现象在城市已经出现,农民工收入近年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现象仍然存在。只有充分发挥"三农旅游"对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吸纳作用,谋求以充分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农村才能避免衰亡命运,持续保持繁荣。     

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职业教育路径

城市化发展使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工人。新型城市化的重点之一是"人"的城市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有利于提高其就业能力,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提高生活质量;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有利于为城市建设带来大量劳动力,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既注重实践,强调技能应用,提高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同时亦着眼于长远,注重提高其在城市"扎根"生活的能力。当前相关工作已经在部分发达地区试水开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亦存在诸如缺乏制度保障、教育内容单一以及教育成本高等现实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经济学界对最低工资对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依据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立就业选择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就业选择偏差修正的工资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高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高技能农民工对低技能农民工就业的替代效应;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最低工资导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最低工资对非正规就业的低技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最低工资的灯塔效应。因此,政府部门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有助于农民工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

本文在对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其工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7个地级市在城农民工的调查资料,并对比CHIP数据,探讨了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结论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但教育收益率仅达到了2.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其年龄及工龄呈"倒U型"曲线关系,达到最大工资水平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工龄分别为41.4岁和17.3年;只有在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上农民工才会呈现出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但教育收益率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户籍地差异;农民工工作时间与其工资水平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最后,家庭规模、城市环境等因素也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     

中国农民工城乡双锁定工资决定模型

本文基于中国现阶段农民工涌入城市谋生并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实际,耦合了他们在城市打工和在农村务农的工资决定机制,认为被忽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失业并存"这种类型将形成农民工"城乡双锁定"的工资决定模型。本文由此刻画了一种即使在劳动力可流动的条件下也会出现并且仅靠市场化无法有效消除的新城乡二元结构。同时,该模型还为诠释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以及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制度经济学解析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近几年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基本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与农民工遭受歧视的内在关系,探讨了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加剧的制度实施机制软化问题,并最终指出雇主的机主义行为成为拖欠问题的直接诱因.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累加放大,导致雇主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因此,改革与二元结构相联系的体制,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提高农民工自素质,是目前解决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基本途径.     

教育和户籍歧视对城镇工和农民工工资差异的影响

本文提出基于自然实验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个体特征差异、进入市场前教育歧视和市场后户籍歧视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工工资率是农民工工资率的1.79倍,两类劳动力工资差异的69.77%、14.01%和12.99%分别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农民工进入市场前受到的教育歧视和进入市场后受到的户籍歧视导致的。因此,政府在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的同时,大力促进城乡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     

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

本文利用五城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进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行业高度集中、非正规部门比重高、劳动时间长、工资水平低、雇佣关系不规范等特征。②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很差，其保障水平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保障水平存在巨大差距。③进城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小时工资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和不同雇主类型的农民工小时工资没有显著差异。本文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微观抓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工资议价理论，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细分差异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等客观维度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突出。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促进机会公平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赋能。     

民工荒问题的出现及解决对策

本文立意在于通过对民工荒问题的关注，引向对城乡二元分隔体制下，城市本位主义政策影响的关注，分析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增长过慢、进城务工成本不断提高、流向上的多元化趋势、农业收入不断提高、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劳动力配置市场不成熟、工业不断扩张等造成民工荒的表象原因之后进一步分析导致这些表象原因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而主张政府要积极应对，并主张通过产业升级、产业梯次转移，实现产业调整与劳动力资源供给之间的协调发展，加强对农民工等国情问题的实践研究和理论创新，努力探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新模式。     

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指出农民工工资问题表现在收入水平低,克扣和拖欠工资问题仍很严重等4个方面;造成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主要有我国劳动力总体上供过于求等原因;提出了切实加强“劳动法”等法律宣传,加大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等建议。     

人力资本、市场分割与农民工的工资决定

对农民工工资的最小二乘估计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教育每增加1年,农民工的工资将提高6.1%,参加培训者比不参加培训者的工资要高出15.7%;行业垄断不仅造就了少数人的富裕也造成了多数人的贫困;市场化使人力资本和市场分割的工资效应均明显增强,这意味着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加强教育培训将是同等重要的政策手段。此外,在处理教育的内生性问题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兄弟姐妹数、调查地域的类型都不是理想的工具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