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工作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思考

近几年来,人民银行及各金融机构逐步规范了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及报告行为,有力地打击了洗钱活动.但与此同时,可疑交易监测工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诸如监测制度还有一定缺陷,监测业务难以有效处理,监测工作缺乏统一标准,以及监测报告的报送程序欠规范等问题.笔者认为,完善可疑交易监测制度体系,强化对可疑交易数据的分析,改进可疑交易监测工作标准,开发可疑交易报送程序系统,可进一步提升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工作水平.     

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可疑交易报告体系的探讨

可疑交易报告是金融机构反洗钱核心工作之一。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以来,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在监测、报告可疑交易方面经历了反复的探索和制度变革,旨在逐步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可疑交易报告体系。本文通过考察我国商业银行可疑交易监测效率,探讨影响商业银行可疑交易报告的各类因素。借鉴国外可疑交易报告经验,提出在＂风险为本＂监管理念下如何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可疑交易报告体系的思路和方法。     

FATF第四轮互评估对完善我国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机制的启示

文章阐述了FATF自开展第四轮互评估以来,互评估小组对参与评估的14个国家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机制方面的优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机制存在报告主体尚未实现全覆盖,交易监测标准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可疑交易报告整体有效性还不足,中、小、新类型义务机构"短板"效应明显等问题。文章从提高可疑交易报告主体覆盖面、强化对可疑交易监测指标的指导、督促报告机构提升可疑交易报告有效性、加强对中小新类型义务机构的培训和交流以及提升对报告机构的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对苏北金融机构开展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可疑交易报告是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情报来源的基础。目前,金融机构在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及挑战,存在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可疑交易分析有效性低等客观问题。本文拟通过分析江苏苏北地区金融机构报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的现状,探讨建立有效的可疑交易报告机制措施。     

反洗钱行政调查工作探析

一、反洗钱行政调查应和反洗钱情报收集紧密结合,通过对可疑交易报告的分析挖掘线索新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出台后,各金融机构将通过各自的总部或总部指定的机构直接向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可疑交易报告,     

关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核心内容.实践证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在反洗钱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可疑交易客观标准、缺乏主动分析和识别等问题,导致可疑交易报告"量多质差"、情报价值低等问题凸显,严重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效.因此,需要完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减少金融机构"防御性"可疑交易报告,增强金融机构可疑交易分析主动性,提高可疑交易识别能力.     

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可疑交易客观标准、系统识别智能化程度不高、判断标准差异性较大等原因导致可疑交易报告海量报送、情报价值低的问题较为突出。本文拟通过分析评估金融机构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的现状,并试图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随着反洗钱工作的发展,以“客观标准”为基础的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已明显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难以适应反洗钱监督管理和金融发展的要求,有必要对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重新评估和修订,强化其实施效果.在制度构建上增强可操作性和灵活度,在制度执行中进一步强化监管机关的监管力度,强化金融机构的主观能动性.     

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可疑交易客观标准、系统识别智能化程度不高、判断标准差异性较大等原因导致可疑交易报告海量报送、情报价值低的问题较为突出。本文拟通过分析评估金融机构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的现状,并试图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

金融机构提交的可疑交易报告质量既反映了其识别可疑交易的能力水平,也标志着国家反洗钱工作的有效程度。在分析了影响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的主客观之后,提出了贯彻风险监管理念的可疑交易报告质量评价体系。     

我国反洗钱可疑交易数据质量治理对策分析

近年来,我国反洗钱领域可疑交易报告数据井喷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更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反洗钱制度有效性的质疑。海量的可疑交易报告数量是金融机构在现行制度下为了降低反洗钱成本而过度采用机器替代人工报告可疑交易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在深化防范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制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正确区分可疑交易,将合法经济符合特征的可疑交易剔除,从而减少可疑交易的总量;另一方面推行金融机构法人监管制度,发挥金融机构主观能动性,提高可疑交易数据的质量,从而进一步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效率。     

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策略与方法研究

履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核心义务之一。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就是反洗钱义务主体在与客户开展金融交易过程中,按照反洗钱法律法规要求,识别和发现存有洗钱及相关犯罪嫌疑的异常交易的过程。本文从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的角度提出了保证与兼顾针对性、完备性和准确性是可疑资金监测及可疑交易线索分析的基本对策,在归纳了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方法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可疑交易监测分析任务的四要素模型,将有助于可疑交易模型的分析、构建、实现与评价。     

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效性探析

当前我国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效性相当低,原因在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过于刚性,以规则为本强力监管下的防御性报送行为严重,以及外部条件的缺失.为此,应逐步减少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强化金融机构的自主识别能力;转变监管导向,加强正向激励,减少防御性报送并加强反洗钱外部环境建设.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数据报送情况探析

一、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反洗钱数据报送工作的现状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核心,与客户身份识别相结合,共同构筑起洗钱防控壁垒。新《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2016]3号令出台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按照制度要求履行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职责。但是,通过了解发现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数据质量不高,比如把地方财政专户发生的交易也作为大额上报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排除的可疑交易数据不能提供完善的排除说明;对黑名单、涉恐名单等缺乏重视等等。上报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数据冗余问题仍然存在,报送的数据成案率几乎为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应尽快提高数据报送水平,提高数据监测分析质量。     

论金融机构如何有效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

本文对可疑交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金融机构的可疑交易报告义务进行了分类,同时对各类可疑交易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有效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具体措施,以期对指导金融机构有效地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有所裨益.     

浅谈反洗钱工作中大额和可疑交易数据冗余的处理办法

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反洗钱情报部门报送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反洗钱基础工作的一项核心内容。目前,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大而情报价值较低,已成为做好反洗钱工作必须克服的难题。因此,加强对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的分析研究,提高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尤为追切和必要。本文在对辖内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低的原因,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的有效性分析

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就是通过收集、判断、识别的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分析可疑交易并提炼涉嫌洗钱犯罪情报的过程。我国反洗钱工作主要以金融机构依据《管理办法》中有关规定上报的可疑交易数据为调查洗钱犯罪的基础。但由于反洗钱社会成本高和反洗钱制度的缺陷、分析信息的不全面,从而导致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可疑交易分析有效性低的问题。要进一步提升我国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既要从源头掌握客户全部信息,通过激励机制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和举报积极性,通过多层次分析机制和引入先进的分析技术和可疑交易模型技术,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有效性,才能发现更多的洗钱犯罪线索,从而有效地打击各种洗钱犯罪活动。     

对武汉市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工作的思考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2017年7月1日正式实施。本文对武汉市56家法人金融机构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可疑交易监测情况进行了调查,重点对新规实施后可疑交易监测效率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有效性研究

在对当前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进行客观性描述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建立可疑交易报告的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可疑交易报告有效性的机理。然后通过问卷调查,从制度架构、可疑信息采集、监管者角度、可疑交易报告义务主体等方面对可疑交易报告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行的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总体上是有效的,但影响可疑交易报告有效性的一些因素还必须进一步得到重视,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效性探析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效性的衡量指标为立案数或破案数占可疑交易报告数的比率。当前我国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效性相当低,原因在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过于刚性,以规则为本强力监管下的防御性报送行为严重,以及外部条件的缺失。为此,应逐步减少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强化金融机构的自主识别能力;转变监管导向,加强正向激励,减少防御性报送并加强反洗钱外部环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