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脆弱性能综合反映家庭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而对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可获得脆弱性的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以脆弱性定义为基础,笔者提出了中国城市家庭脆弱性测量与分解的基本框架。使用CFPS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对数消费模型,并据此计算了样本城市家庭的脆弱性值及五个分解部分值。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城市家庭是脆弱的,居委会内不平等性构成其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脆弱性和各分解部分对协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北京和上海家庭比广东家庭更易变得脆弱;工资性收入的不同档次显著影响城市家庭脆弱性;相比家庭规模,社会资本更能有效降低城市家庭脆弱性。     

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户籍等制度约束,表现出诸如非"举家"迁移、"抱团"等独特现象。"家庭决策"和"社会互动"是解释这些独特现象的两个重要视角。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实证探讨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对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这两类因素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作用。结果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其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较高;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家庭社会网络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力跨省流动具有正向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     

中国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与贫困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和200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检验各因素对经济脆弱性和贫困的相对影响力。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高于贫困;户主特征和家庭变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经济脆弱性及贫困,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对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和贫困没有作用;超过24%的非贫困家庭是经济脆弱性家庭;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方法表明,不平等虽然减少了脆弱性,但其影响经济脆弱性的力量最小,不可解释的风险是最重要的因素,异质性风险和协同性风险的力量居中。     

家庭经济脆弱性与风险规避

本文基于期望效用理论构建新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分析框架,研究死亡风险对我国城市家庭消费的总体影响和异质性影响,为如何规避死亡风险的决策提供证据。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普遍存在由死亡风险导致的经济脆弱性且比较严重,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在20%以上的家庭占全部样本家庭的65%以上;死亡风险导致的家庭消费波动性显著高于消费水平的下降,这意味着采用保险来规避死亡风险比储蓄更有效。尽管家庭持有的寿险保障与面临的经济脆弱性匹配性较好,但寿险持有量不充分且寿险的有效性因家庭异质性存在差异,对3人家庭和35—44岁家庭作用最有效。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脆弱性分析框架不仅能有效度量死亡风险对居民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还可以回答居民家庭应如何选择死亡风险规避方式。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家庭背景、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差异

使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因素分解方法,对造成个人收入差异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除了个人教育水平外,家庭背景因素也是造成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个人教育水平能解释收入差异的26.3%,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能够解释收入差异的13.8%。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会缩小家庭背景的作用,从而减少收入差异和增进经济效率。     

劳动力流动、家庭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该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Probit模型与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流动对全国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的全样本看,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在7000元左右与26000元左右存在两个阶段"门槛",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7000元左右时,劳动力流出将会显著地提高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概率与投入力度;而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介于二者之间时,劳动力流出将会减少农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入的概率,但有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仍会显著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入的力度。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高于26000元左右时,劳动力流出将会显著地降低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概率与投入力度。农村家庭生活的宽裕程度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种类的多少是造成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概率与投入力度变化的原因。     

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研究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运用一元线性回归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明显;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为此,要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将外出打工收入用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收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的投资等政策。     

经济转型中的贫困脆弱性:测度、分解与比较——中俄经济转型绩效的一种微观评价

与宏观层面的转型绩效评价不同,文章通过分析微观层面上社会底层民众的贫困脆弱性,以贫困家户抵御各种风险冲击的能力为视角来评价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的绩效。文章使用1996~2008年间5轮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和俄罗斯纵列监测调查(RLMS)数据,测量了中俄农村家户脆弱性水平及其长期变动趋势,并在分解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探寻了两国不同类型的经济转型对农村家户福利水平的长期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渐进转型保证了农村居民的脆弱性水平逐渐降低,但脆弱性水平仍然较高,其中的风险脆弱性近年来呈上升趋势;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型虽然造成了俄罗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较大波动,但波动尚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贫困脆弱性水平很低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我国省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基于“基尼”系数的地区分解

利用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6年的微观数据,通过对"基尼"系数的地区和收入来源分解分析和比较了我国九省的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结果表明省际间的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大于省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相关性不强.家庭工资收入对省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具有较大的贡献,且其具有不平等促增的作用,家庭务农收入对省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具有不平等促减的作用,家庭补助收入加大了省内和省际间的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     

医疗保险、农业信贷与精准扶贫

医疗保险与农业信贷是农村地区消除绝对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手段。本文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参加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陷贫概率;单独农业信贷只能降低临界资本水平附近家庭的陷贫概率;相较于单独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农业信贷”模式对刚脱离贫困陷阱的家庭减贫效果更为显著。实证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单独农业信贷、“医疗保险+农业信贷”模式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     

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来自广东省相对贫困村的微观证据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中国发展的基础支撑可能仍然在乡村。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虽已如期完成,但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防止规模性返贫现象的发生。然而部分脱贫户由于自身发展意愿及能力不足,即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同时家庭资产积累较少,存在脆弱性脱贫情况。脱贫群体内生动力的提升,是保证高质量脱贫和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关键。为此,文章提出了脱贫内生动力理论,从需求型内生动力与手段型内生动力两方面解释脱贫内生动力影响返贫风险的内在逻辑,并从内生动力视角论述了如何降低中国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利用来自粤东、粤北地区相对贫困村的实地调查一手数据,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提高脱贫户内生动力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其家庭返贫风险,这一效应在“因学致贫”的家庭中更加明显。（2）脱贫内生动力通过提高脱贫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从而对返贫风险产生抑制作用。（3）夏普分解结果表明,手段型内生动力对于脱贫户的整体内生动力水平的贡献度要大于需求型内生动力。因此,文章认为应重点关注脱贫户的内生动力,短期内优先发展脱贫家庭的手段型内生动力,长期培育需求型内生动力,持续推进教育帮扶,实施技能培训和降低教育...     

中国农村村级财力不均等研究

本文利用CHIPS最新的行政村调查数据,借鉴收入分配文献中发展出来的地区子集分解法和收入来源不平等法,从空间层面和收入构成层面对村级财力进行地区分解和收入来源分解,以反映中国农村行政村之间财力差异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中国农村行政村之间财力差距非常悬殊,但财力不均等出现下降趋势;大部分财力不均等是由组内差异解释的,并且东部地区的贡献率最大;村级财力来源发生变化,村组统一经营方面的收入明显减少,上级拨入的收入增多,成为村级财力最主要来源。上级拨入的收入较好地起到了均等村级财力的作用,能有效地减少村之间的财力差异。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金融科技、收入不平等与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缓解相对贫困是其重要一环。在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中,金融科技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基于宏观与微观匹配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有效防止家庭在未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中。此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抚养比高、拥有数字工具以及户主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金融科技缓解多维相对脆弱性的效应更大。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在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缓解区域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提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发展型消费以及家庭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有效视角。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迁移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的成人调查问卷2004和2006年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健康、娱乐偏好等变量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而当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家庭负担并不是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并且已婚女性劳动力倾向于和丈夫共同迁移,以上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最后,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最有效方法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其中大学及大专学校教育最有效,其次是职业和技术学校教育。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并用以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本文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中的特殊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和我国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教育扩展、迁移与城乡教育差距——以大学扩招为例

农村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迁移到城镇地区的概率更高,选择性迁移在扩大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的同时也激励农村居民进行教育投资,并可能提高未迁移人口的教育水平。大学扩招意味着农村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迁移概率增加。实证结果表明,扩招对农村居民教育投资有激励作用,使农村高中生比例上升;城镇地区大学生比例增加的幅度远高于农村地区,这主要是农村居民考取大学后迁往城镇地区的结果。选择性迁移和教育扩展导致城乡居民教育差距上升。     

农村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优势—基于江苏、四川两省的调查数据

利用江苏、四川两省1206名农村子女的抽样问卷调查资料,以农村非独生子女为比较对象,描述农村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特征,并从微观层面提出解释。农村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优势明显:文化水平更高、上重点学校的可能性更大、享有更多的家庭教育投入;独生子女身份、性别等个人因素,尤其是父母的文化水平、家庭的经济条件等家庭因素,能为农村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优势提供一定的解释。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