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 加速农民工城市化进程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农民工城市化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一是产业转移的大趋势有利于农民工城市化;二是农民工城市化有利于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三是农民工谋生技能的提升;四是农民工二代能够适应城市生活;五是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城市化的运作条件已趋成熟。解决农民工城市化的实质,一是要着力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二是要有效解决农民工的生活问题。     

工作压力、婚姻与幸福感——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研分析

本文基于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分析了不同压力程度、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各幸福因子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与总体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已婚农民工幸福感高于未婚农民工,夫妻同时外出型与夫妻分居型的幸福感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个体状况、收入状况、社会状况与总体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第一代农民工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第一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包括养家养老、社区交往、职业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等需要，要求政府通过以分层为依据制订发展规划、以生产为中心促进职业发展、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社区参与、以统筹为抓手提供环境保障等政策来回应。该文一方面探讨了第一代农民工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突破流行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改革与利益分配思路，原创性地提出要以生产发展为前提走出当前普通农民工求发展的困境。     

试论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天花板效应”

近年来,我国每年有两亿左右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或从事服务业,在这中间,第二代农民工逐渐占据了绝大部分,他们在成为农民工主体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成为市民,不愿回到农村成为农民。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而在市民化过程中,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就面临一种“天花板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南昌、九江企业的实地调研

基于江西省南昌、九江企业实地调研资料,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青睐于第三产业,对收入要求较高,看重工作的稳定程度,青睐就业机会多的地区。而不同年龄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具体行业偏好趋向平均化,对就业地域选择趋于多样化,对就业要求趋于现实因素。文章通过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内部因素,我们认识到他们心理抗压能力偏弱,未来规划和职业技能需求不清晰,职业认同感不高。基于此,文章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出了三点科学建议。     

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的研究

文章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研究建立在人力资本视角基础之上,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理解为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经验资本三个方面。调查结果表明,健康资本和经验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而教育资本的影响则不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应从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入手。     

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利用2013 年中国七大城市调查数据, 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和工具变量法（IV Probit）,将农民工幸福感分为幸福程度、生活满意程度与未来信心程度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定居对其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定居不但提高了其幸福程度,而且对未来信心程度与生活满意程度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解释机制显示,在举家迁移、城市排斥与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城市定居对两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不同。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研究 ——以上海为例

本文基于代际差异的分析视角,以问卷研究的方式,将对上海市1360位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进行分析,以两代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现状为切入点,考察影响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认为最不公平的问题是子女教育问题,影响两代农民工公平感的因素主要是关系因素和责任因素,个人因素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显著,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     

身份差异与环卫工人职业流动: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比较研究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文章采用沈阳市362名环卫工人的就业史数据,运用Count Data模型及OLogit模型,对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身份差异是影响农民工与城市工人职业流动性差异的主要因素,表现为环卫行业中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较低。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区域差异研究

分析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区域差异,有利于优化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区域协调发展。本文基于我国7省市农民工情况的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区域差异,进城动力和阻力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农民工进城务工意愿依次上升,东中西部的主要进城动力分别来自于城市生活条件好、事业发展空间大、工作在城市,进城阻力都主要是城市消费太高。各区域农民工的月收入、工作行业、就业途径也存在显著差异。     

民生十条为农村留守儿童撑起一片天

新增400所农村寄宿制学校;新增农村乡镇中心幼儿园700所;建2000个亲情视频聊天室,安装亲情电话5000部;建100个农村留守儿童托管中心;让非寄宿农村贫困家庭留守儿童吃上爱心午餐;消除农村留守儿童辍学现象。——重庆市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计划     

新时期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近几十年来罕见的农民工回流现象。文章运用CES经济增长模型对新形势下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产出水平、城市工资水平、资本价格、农村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等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针对性措施。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农民工建设和美化了城市,但却并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相关权利、福利。没有列入到城市的社会管理中,农民工非城市化的弊端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城市人口素质低下、生活质量难以提高;二是影响城市化"质量"的提高;三是有限资源的浪费;四是影响城市社会的稳定。所以,本文作者呼吁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创造条件,尽快实行农民工城市化。     

关爱留守儿童 呵护美好明天

关爱留守儿童，呵护美好明天。11月12日，由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携手重庆市九龙坡区团委、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及广大青年志愿者开展的以“融入城市、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及进城务工青年子女大型活动在九龙坡华岩小学举行。     

完善四级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以就业为主的社会效率,以社会保障为主的社会稳定,以住房、土地为主的社会公平,以族群融合为主的社会信任,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四级发展体系。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农民工入城落户,实现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     

高职院校开展农民工培训的定位与对策

高职院校开展农民工培训既是其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需要,又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相对于其他培训机构,高职院校开展农民工培训具备一定优势,又面临诸多制约。高职院校需要更新观念,增强为农民工服务的意识;健全监督机制,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投入;科学合理地设置课程和安排内容;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机制,积极开展农民工培训,提升培训质量,服务社会需要。     

职业分化:农民市民化的必然选择

农民市民化是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由于职业过于单一,进城农民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这三个维度上都难以达到与城市人口相当的水平,这是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选择提升进城农民人力资本、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路径选择来促进进城农民的职业分化,进而实现进城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农民工:像候鸟一样生活

我们居住的城市越来越像一个大工地。一幢幢新“长”出的高楼日新月异地突起在城市的各个方向;一条条正在改造的街道被用蓝色的合成塑胶板长长地隔离起来……到处都是工地。虽然年关将至,工地上仍然响声震耳,尘土飞扬,随处可见头戴安全帽、衣着单薄的民工在其间穿梭忙碌,好像一只只辛勤劳作的蚂蚁。不经意间,随着城市建设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闯入了城市视野,成为城市生活中日益突出的一个特殊群体,成为城市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关系到我国未来产业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是相比城镇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依然较低。政府应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补偿教育体系,通过流入地政府提供补偿教育培训、建立技术工种认证体系,把新生代农民工阶层转化为技术工人阶层、发放教育培训券,扶助成人教育、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防止农民工身份代际相传这些系统化的努力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