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效应——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

本文从企业投资偏好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作用机制,在验证不同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偏好实现雾霾脱钩的基础上,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当各种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异质企业投资偏好与雾霾脱钩效应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环境行政管制仅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路径实现雾霾脱钩,而环境污染监管和环境经济规制则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和类金融投资偏好两条路径实现雾霾脱钩。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影响不同,其中环境行政管制和环境污染监管强度的提高可增强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但环境经济规制强度的提高反而减弱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相比于总体样本,环境行政管制下大规模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较弱,这两类企业发生雾霾脱钩效应的环境污染监管门槛较高,而且在更高门槛下,类金融投资偏好不存在雾霾脱钩效应,表明大规模企业在更高环境经济规制下可能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     

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今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但目前学界对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2012-2022年我国93家军民融合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且存在提升人力资本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影响机制。另外,环境规制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军民融合企业的创新效应,而环境规制与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存在“U型”关系。此外,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显著。结论丰富了相关研究,同时为军民融合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双赢的规制研究

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益是相互矛盾的,经济发展必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若要保护环境则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益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当造成的.本文通过对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的分析,针对我国现行的环境规制进行改革和创新,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规制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从而实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双赢.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研究——结构变化和清洁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减少碳排放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其次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结论是命令型环境规制会通过制造业结构清洁化促进碳减排;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碳减排。再次实证检验了理论结论,并发现东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但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创新促进碳减排;中、西部地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在中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高级化;在西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初级化。最后,本文就促进碳减排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以2006～2017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据,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 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协同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联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着基于科技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 只有当科技创新水平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共同作用于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才得以发挥。要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亟需理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推进两者协同发展。     

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波特假说框架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路径及动态演化的影响

文章基于波特假说从理论推导视角研究环境规制作用下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及动态演化过程。（1） 基于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理论, 阐释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价值的提升作用, 打破了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传统规律; 结合环境规制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 重塑技术创新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运用均衡模型求解企业的最优供给量, 结合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位移变化, 研究环境规制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态演化路径; （2） 分析了包括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的技术创新动态价值链整合, 研究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动态模式; （3）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 探讨了政府环境规制、企业技术创新和公众环保监督的混合策略均衡动态演化博弈过程。     

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现在与未来

从企业作为被动的经济主体向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转变是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重要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更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本文分析了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可行性与可能性,比较了政策机制、公众偏好、利润动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制定符合不同类型企业实际、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和谐社会的宏观目标提供理论基础.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绿色信贷是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大政策创新。本文使用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内外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开展前端治理和绿色办公的可能性,加快了企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其他治理方式的转型。以上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资金使用效率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资金成本、收窄融资渠道的外部约束和增加企业环境关注两种方式影响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水平。绿色信贷政策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影响存在差异性,位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和高管教育背景较好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绿色信贷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要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关注企业行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强化资金管理能力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放大效应。同时,重视企业内部环境治理意识的培育,有机结合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不同类型企业绿色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双重红利”力挺环境税出台

环境税顾名思义,即让污染环境的企业纳税。它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部分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5种。随着近期雾霾天气的频发,如何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开征环境税也一跃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从2008年开始,环境     

“双碳”目标下环境税对企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

为了实现能源集约、生态可持续发展,2021年我国提出了要制定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并且逐渐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目前,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即“双碳”战略是我国的重要议题。“双碳”战略离不开绿色税制的建立,而环境保护税不仅是环境规制的重要工具,也是建立绿色税制的重要税种之一。环境保护税具有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等特征,它也是当前唯一将大气污染物纳入征税范围的税种。“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企业,也离不开个人。因此,研究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大意义。另外,企业减少税式支出而进行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够进一步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从而促进碳减排。因此,研究环境保护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碳减排效应之间的相关性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环境保护税对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具有协同效应的假设前提,进行了《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5—2021年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碳减排效应,换言之,当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以后,企业碳减排水...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环境资源约束下，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不同类型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 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选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东部地区志愿型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升级形成有效激励， 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呈“倒N型”、“N 型” 趋势变化。中西部地区激励型、志愿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 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较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设定科学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选择合理环境规制类型以激励产业升级。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基于煤炭上市公司数据

煤炭工业是我国的重要基础产业,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建立适当的薪酬分配制度是提升治理有效性并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煤炭企业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以2011—2020年A股煤炭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CEO与关键下属高管间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二者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煤炭企业CEO与关键下属高管间的薪酬差距越大,企业进行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小,验证了社会比较理论在我国煤炭企业中的适用性;且该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会随煤炭企业受到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加而减弱。进一步发现,与煤炭企业CEO和其他所有高管间薪酬差距相比,CEO与关键下属高管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更明显。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规制对碳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环境规制解决“温室效应”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共赢。因此,寻求一条提升碳绩效的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政府环境规制之要务。本文从竞争均衡模型的构建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作用效应,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之间呈现广义上的U型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2000～2014年30个省市的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门槛效应,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的双门槛效应及最优规制水平的存在,以期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正确执行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

传统的假设认为,环境规制必然会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本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了技术系数,模型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一些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费用成本。这暗合了迈克尔.波特的观点——环境规制能使受规制的企业受益。企业内生的技术变化会使波特假设变得可行,而外生的环境政策如果产生与波特假设一致的效果,则该政策不一定最佳。海尔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了从遵守标准到制定标准,其产品成功地进入了欧美市场,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应对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壁垒,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竞争优势。     

政府环境规制、 企业环境治理与银行利率定价——基于演化博弈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了包括政府、 银行与企业在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推演得出政府环境规制、企业环境治理与银行利率定价之间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重污染上市公司 2012～2018年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银行利率定价有显著负向影响； 企业环境治理会显著降低银行利率定价； 企业环境治理在政府环境规制和银行利率定价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相比于低质量环境信息披露企业， 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中， 环境治理的中介效应更强。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