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民生因素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民生因素的主要因子,构建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CGSS(2010)数据对两者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个人工作因子、健康因子、教育因子、生态环境因子、家庭条件因子以及社会保障因子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其中,健康和家庭条件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因素次之,个人工作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此外,男性通常比女性的平均幸福感高,具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比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平均幸福感高,居民的幸福感与年龄呈现"U"型的变化态势。     

谁是幸福的?——个体特征、外部环境与主观幸福感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而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是理解幸福内涵的两个核心维度。本文从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四类因素出发考察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与个体特征相关的年龄、性格、收入与健康等因素,以及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及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在其他所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中,居民的性格因素的作用高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的边际作用高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和收入不平等因素的边际作用是最小的。     

蚌埠市居民幸福感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对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判断,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蚌埠市居民幸福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及其主观影响因素和客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为提升蚌埠市居民幸福感提供建议。     

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对成都市居民的实证分析

运用2015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下辖19个县(区、市)居民"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调查"的资料,实证分析了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居民绿色幸福感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主城区的居民绿色幸福感相对最低,而离主城区最远的第三圈层居民绿色幸福感最高。从内部因素来看,成都市居民城市绿色幸福感与居民年龄以及居民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受教育水平呈现负相关。从外部因素来看,居民绿色幸福感与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状况、水质状况呈现正相关,与噪声污染、交通拥堵、车辆尾气排放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垃圾处理、工厂数量的关系不显著。基于实证分析,提出了成都"十三五"期间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环境规制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理,使用CFPS2012、2014、2016三年微观数据所构成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不断提升,因而环境规制是增进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动力源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2.66时,居民主观感知的环境状况转优使得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即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感知效应存在。增强环境规制还可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健康效应和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创新效应两种方式间接地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健康效应的作用效果强于创新效应。相比中低收入人群、重污染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增强环境规制对高收入人群、轻污染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突出。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居民居住体验互动的视角,综合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理论,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将居民福利认同、能力空间上的住房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作用路径;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住房品质的改善未必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保障性住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福利效应;住房满意度在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从综合供给体系、新型分配模式、信息管理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

幸福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也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使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本文评估了主观幸福感对劳动力就业和隐性再就业概率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发现,幸福感上升不仅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概率,而且也显著地提高了失业劳动力实现隐性再就业的概率。同时,幸福感上升增加了劳动力享有的"关系"等社会资本,以及促进了劳动力的工作搜寻努力,是幸福感影响劳动力就业概率的主要机制。因此,以改善民生和提高居民幸福感为目标的增长方式转型,可能不仅不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反而可能缓解劳动力市场上"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住房与幸福感:从住房价值、产权类型和入市时间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4个城市的微观调查数据,从产权类型、住房价值和入市时间三个角度分析了住房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自有住房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价值对有不同购房需求家庭的幸福感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住房制度改革带来了城市居民住房财富的初始差异,使得不同产权住房的市场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不同.房改房的单位市场价值对幸福感的贡献要大于商品房,而商品房的区位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贡献更大.第三,在中国城市住房市场过去十余年发展历程的特殊背景下,家庭越早拥有住房,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和其自身的资产增值效应表现得越充分,居民的幸福感越高.这些实证发现对于理解住房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其对于民生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含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城市人口聚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城市人口聚集可能通过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城市层面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聚集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曲线拐点处为0.06万人/平方公里。以个体特征差异分组后发现,农村户籍居民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得益于城市人口聚集。就城市特征异质性而言,人口聚集能够显著提升三线城市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更换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代理变量与测度范围后,结论仍然一致且稳健。中间机制分析表明,城市人口聚集通过改变个人收入与工作环境满意度、社会信任水平和通勤时间等途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民幸福变化与区域差异比较

国民收入的区域差异与幸福感的变化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wor l d val ue sur vey)的五次数据,文章重新考察了人均国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收入之外其它因素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先降后升并且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2)不同省份的水平比较显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没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许多贫穷的省份反倒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一些富裕的省份幸福感很低;(3)不同区域的垂直比较发现,幸福感指数的变化总体上与国家幸福指数有相同的趋势,但不同的地区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差异;(4)中国的"收入——幸福悖论"需要纳入非收入因素,才能合理地解释不同省份和区域的幸福感变化趋势与差异。     

数字金融的幸福感效应及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发展质量对居民幸福感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1—2017年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后发现,数字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即早期低水平的数字金融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中后期高水平的数字金融能有效提升幸福感。这意味着数字金融发展存在两面性,既可能损害居民利益降低幸福水平,也可能通过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增强幸福水平,需要建立完备的数字金融发展与监管体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个体的经济状况、精神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因此,应在完善监管制度的情况下,不断加大数字金融的建设力度,通过财税政策引导企业建立多品类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居民增强幸福感赋能。     

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立足于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不平等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区域差异;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住房数量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住房面积对幸福感呈现倒U型的影响;居民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对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区域住房不平等(住房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呈现出倒U型关系,临界点在0.325左右,当低于临界点时,区域不平等的扩大会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超过了临界点则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城镇居民生活用电预测与市场开拓研究

本文分析了居民生活用电量和电力价格、收入水平、替代能源、家用电器、季节因素、供电服务等影响因素之闯的关系,建立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需求函数,通过分析计算电价和收入的变化对用电需求的影响,提出了市场开拓策略.     

环境不平等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将省级、城市数据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微观数据相匹配,在测度环境基尼系数基础上,采用Pr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而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却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环境不平等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比农村居民大,工业废气则相反。在环境不平等影响幸福感的路径中,经济增长和健康状况是重要的作用机制,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健康状况只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加强环境治理,统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建设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对新时代中国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走出“伊斯特林悖论”有重要意义。     

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研究述评

收入增长一直是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实践的依归，但收入增长并不意味着幸福感程度的提升。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对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影响幸福感的若干非收入因素进行了述评，并讨论了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生活的启示。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