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并购——基于并购网络和并购倾向的研究

参与全球价值链是世界各国企业融入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重要途径,跨国并购是重要的企业投资方式,但二者间的关系在已有研究中鲜有涉及。本文利用2007—2019年全球价值链和跨国并购数据,从并购网络和并购倾向的角度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对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跨国并购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并购网络方面,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的国家（地区）,其并购网络中心度越大,在并购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在并购倾向方面,国家（地区）的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该国（地区）企业越有可能对跨行业或高TFP国家（地区）的企业发起并购。此外,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国家（地区）更倾向于通过跨国并购突破“低端锁定”的困局。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研究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并购行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本文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提升国家或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但是会降低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并经异质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创新能力作为中介渠道显著增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门限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本文在遵循《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规划中"金融服务实体"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发创新能力、出口竞争力以及价值链嵌入度四个方面,对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跃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能力、出口竞争力的下降,更进一步还会阻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因此,应着力完善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改善金融体制配置效率,以真正提升金融业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支持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集群租金及经济效应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集群竞争优势起源于生产要素对“集群租金”的追逐,租金的丧失将导致集群的衰亡。随着集群网络体系的不断完善,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基于链内单个行为主体的租金向链内关系租金与网络租金,再由关系与网络租金向嵌入于全球价值链租金演变,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相应从非正式、封闭型向网络化、创新型,再由网络化向嵌入全球价值链演进。集群的协作关系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随着交易成本的节约,产业集群就会产生专用性资产共享与互补、知识外溢、规模经济等一系列的协同效应。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

为系统评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度的影响,首先通过半参数模型模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函数关系,基于此设定基准回归模型,然后分析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和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再进行门限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这一结论在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以及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不同参与方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对基于前向嵌入的前向参与度影响大于后向参与度,且数字经济提升了前向GVC和后向GVC的复杂参与度,而使简单参与度降低。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贸易成本中介变量和技术创新调节变量发挥作用,且这种作用存在门限效应,分别存在双门限值和单门限值。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分析——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

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分别对中国制造业16个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创新型人力资本以及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测算,实证检验了GVC嵌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影响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该影响的偏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现阶段中国GVC嵌入能促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提升,且存在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二是创新型人力资本削弱GVC嵌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积极影响;三是前向价值链嵌入的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削弱前向嵌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提升的负向作用,而后向价值链嵌入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价值链后向参与时无法发挥显著积极作用;四是只有高技术行业的创新型人力资本能显著加深嵌入GVC对高技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正向影响。     

嵌入性视角下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与融资成本

本文利用已有理论和探索式案例分析,建立了网络嵌入性如何影响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及融资成本的理论框架。利用浙江省中小企业贷款调查问卷数据,研究了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对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及资金成本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从关系维度看,一个企业与银行的商业交易嵌入于社会关系的程度越深,获得贷款的成本越低,银企关系持续时间对贷款可获得性没有显著影响。从结构维度看,企业拥有的银行网络在既有市场关系和又有嵌入性关系时,获得贷款的成本越低。本文深入银行内部分析了贷款控制变量并从结构嵌入性维度分析融资问题,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创新性。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沪港通”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对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融资约束是阻碍中国企业沿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关键影响因素,资本市场开放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3)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是企业改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效率而促进企业改善技术创新能力。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跃升

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实现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跃升的问题。通过采用2001-2011年中国与其他41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数据及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和地位,并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和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决定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的关键因素。当融资约束较少时,可以带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升级;如果融资约束较大,则会引致产业向价值链低端偏移。此外,出口目标市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会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跃升,实施出口“地区多元化”的贸易战略将更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智能制造、市场化程度与企业运营效率——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智能制造深度融合了多项先进技术,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进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价值链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智能制造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机理,以及市场化程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挖掘法衡量上市公司的智能制造水平,进而对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智能制造与企业运营效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市场化程度强化了智能制造与企业运营效率的正相关关系;(3)相比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在规模较大企业中智能制造对运营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市场化程度对智能制造与企业运营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显著;(4)智能制造通过降低生产成本、降低销售费用率、提升员工人均专利数、降低客户波动性、增加政府技术补助、降低应付账款周转率等路径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为企业更好地实施智能制造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     

网络嵌入性、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研究

基于商业模式创新中介效应,依据全国314家企业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考量网络嵌入性、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关系,结果发现: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与竞争优势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商业模式创新在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鉴此,企业应注重构建不同形式的网络嵌入,推动商业模式的调整与变革,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New Venture: A New Model for Clean Energy Innovation

The clean energy sector has been plagued by challenges and setbacks. Yet, some success stories are just beginning to emerge. Using two case studies and a number of other examples, the author identifies four core elements that have underpinned many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merging clean energy enterprises: (1) close partnerships with large industrial companies; (2)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actually or synthetically) across the value chain; (3) global focus; and (4) a drive toward cost‐competitive economics without subsidies.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se elements were also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the wave of innovation spurred by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s cause for optimism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lean energy to develop similarly successful innovation models.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开放式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利用2007～2012年上市公司数据,考量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开放式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开放式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其中,吸收能力在成长期与成熟期对企业创新绩效国有显著正效应,在衰退期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效应;连接能力在成长期与成熟期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在衰退期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但不显著;解吸能力仅在衰退期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在成长期与成熟期与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但不显著.结果表明,目前中国上市公司在创新模式上更注重从外部获得新知识,然后通过自身的吸收能力将新知识内化为企业自身的知识,但来意识到保留知识对于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对企业解吸能力的提升重视不足.     

中国金融扩张下的本土企业创新效应——基于倒U型关系的一个解释

2005年后,我国金融发展呈现出相对持续扩张和地区异质性两个核心特征,基于此,本文针对2005-2016年中国各省份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扩张对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扩张与本土企业创新投入呈稳定的倒U型关系,从而验证了我国各省份地区金融扩张对地区内微观企业创新活动造成两面性影响效应这一基本事实。具体而言,其抑制效应主要作用于31.55%的本土企业、尤其体现在45.98%的私人所有性质企业创新活动方面。从企业内源和外源创新活动的细分角度看,我国各省份地区的金融扩张对31.38%的本土企业以及55.66%的私人所有性质企业的内源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而对企业外源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性质为主的民营企业方面。本文的一系列经验发现,为协调实现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合理扩张与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战略目标,提供了独特的经验证据,可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杠杆率、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

选取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研究企业杠杆率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存在既能促进创新同时降低风险的企业最优杠杆率区间,即当杠杆率处于9.3%~37.1%的范围时,杠杆率的提升能够最大地促进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同时降低创新风险;但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并未达到增加创新产出与降低创新风险的最优均衡。同时,不同规模企业杠杆率与创新的关系具有差异性,大型企业促进创新且可规避风险的最优杠杆率的区间为杠杆率低于67.0%,中型企业为杠杆率低于22.5%,小型企业则是7.8%~17.0%的区间范围。应正确理解中央“去杠杆”政策,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力求在“降杠杆”和“促创新”之间达成最优平衡。     

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两业融合”发展吗?——来自中国制造企业投入服务化的证据

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和区分中国贸易方式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高度细化的企业投入服务化指标,进而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业融合”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增加值率,然而这一促进效应更多是通过推动企业使用国外服务、抑制企业使用国内服务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两业融合”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从作用机制看,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两业融合”的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延长生产链条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而人力资本投资则存在一定的负向替代作用。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两业融合”中的“要素替代效应”和“行业扩散效应”。本文结论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两业融合”的影响并非是“局部性”的,有必要统筹协调相关政策和制度,更好地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金融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是金融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促成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问题。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数据,考察金融发展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企业创新的显著阻碍,而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区分创新路线异质性发现,融资约束对独立创新或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阻碍作用,对产业链协同创新不存在显著关系;金融发展有利于独立创新,对协同创新没有显著促进。区分企业异质性发现,融资约束的阻碍作用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尤甚,对大型企业或国有和外资企业影响较小;但是,金融发展对大型企业的促进却强于中小企业,同时对民营企业和出口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     

遭遇反倾销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出口企业遭遇的反倾销调查越发严重,基于此,本文将反倾销纳入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分析框架,采用倍差法全面考察了遭遇反倾销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及生产率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遭遇反倾销显著减少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数量和出口产品种类,提高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价格、出口产品集中度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且该效应受到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度、下游嵌入度以及地位指数的制约;异质性分析表明,民营企业会通过集中核心优势出口核心产品、放弃边缘产品出口的方式来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诉讼,而遭遇反倾销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小。在贸易方式方面,遭遇反倾销对企业出口的消极影响会随着加工贸易比例的提高而增强。最后,通过构造企业层面的产品竞争力指数,我们发现尽管遭遇反倾销总体上不利于企业的出口增长,但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组合向其更具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转变,从而加速多产品企业内部出口产品间的优胜劣汰。     

电信产业价值创新策略研究——基于产业链整合的视角

3G时代电信企业的竞争将沿着产业价值链展开。电信运营商只有积极有效整合产业链各个环节,进行协同运作,才能实现电信产业链中各利益相关主体共生多赢。本文运用产业价值链整合与重构基本理论方法,首先界定了基于电信产业链整合的价值创新内涵。其次,分析了电信产业价值创新系统演变趋势。最后,分析了电信产业模块化价值创新策略,构造了电信产业价值创新的分析框架,指出按照由低到高的层次,电信产业价值创新可分为三个层面,即产品层次模块化创新、企业层次模块化创新和产业层次模块化创新,并且分析了各个层次创新的具体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