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影响在2013年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之后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于提高高管薪酬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权混合制衡度和超额委派董事均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证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借鉴。     

股权结构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基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制度背景,利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股权结构在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国有股控股股东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效果不显著,国有法人股控股股东对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在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时,国有控股股东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效果较弱,相对控股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最优的治理效率.     

非国有股东能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吗?——来自竞争性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手工收集2008-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东的持股及委派高管数据,实证检验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能否改善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不存在显著关系,而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能有效提高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外部审计和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研究表明,在内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仅持有公司股权难以有效提高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代表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更能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非国有股东治理可加快国有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程，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提供数字化支撑，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我国国有上市企业2007～2021年的数据，从股权结构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董监高均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通过提升股东风险承担意愿，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持续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研发经费投入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强。据此，应注重增强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力，强化股东风险承担意愿，提升区域数字化水平，以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抑制企业高管腐败吗?

针对中国愈演愈烈的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本文以2004—2013年出现高管腐败案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外部治理约束的角度,探讨外部治理要素对高管腐败产生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债务约束能够对企业的高管腐败行为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短期债务比例越高、债务规模越大,就越能有效地降低高管腐败事件的发生率;(2)产品市场竞争与高管腐败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来自产品市场竞争的压力能够有效约束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3)目前中国经理人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来说表现失灵,未能对其高管腐败行为产生显著制约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竞争表现出良好的治理作用,能够显著降低发生高管腐败的可能性;(4)在制约高管腐败行为方面,法律环境并没有显现出预期中的治理效果。     

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基于政府审计调节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诱发腐败以及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腐败之间关系进行调节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揭示政府审计参与国有企业腐败治理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国企高管腐败越严重；政府审计能够显著抑制由管理层权力诱发的腐败，即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政府审计作用于腐败治理的渠道机制，对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和进一步发挥政府审计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影响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为了打造具备长期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最终表现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提升，而引入非国有资本盘活国有资本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以2008～2019年在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层面引入非国有资本无法促进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提升，而治理层面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可以显著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是通过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化水平来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基于此，本文从积极引入非国有资本、调动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增加对实体经济等的投资方面，对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提出了相关建议。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优化社会责任行为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赋能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2010～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的监督治理效应对不同动机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异质股东能否形成多元共治，不仅取决于股权融合视角下的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更取决于（超额）委派董事所形成的话语权。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能够降低国有企业履行自利型社会责任的可能性，促使其管理者或股东履行战略型社会责任。本研究不仅是对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从决策层面建立健全国企治理机制的有益探索，而且对国有企业异质性股东参与治理和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降低了国企对大供应商的依赖吗？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供应商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可以显著降低国企对大供应商的依赖度，从而对国企供应商结构优化发挥积极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够提高国企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国企市场份额和议价能力，最终降低其对大供应商的依赖度，而单纯的股权制衡缺乏相应治理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治理效应在规模小、成长性低、数字化发展程度低以及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国企中更加明显。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能够对国企的供应商结构优化发挥积极影响，进而为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支持，同时也丰富了供应商选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的理论研究。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调查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呈现不断加大趋势,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公司的业绩上升时高管将获得更高的薪酬,企业业绩上升的好处主要是高管获得了。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薪酬差距加大的作用。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国有控股股东及董事会对薪酬的制约作用,并改进当前我国较单一的业绩薪酬激励制度,在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员工薪酬及福利改善等因素,从而促进企业提高员工待遇,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数字技术应用与国有企业创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调节作用

为明确数字技术应用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选取2008～2021年我国A股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国有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相较于非国有股东占比，委派董监高在数字技术应用促进国有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更强；数字技术应用可通过提高企业动态能力和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央企业、中小企业、处于垄断行业和市场化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国企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发挥国企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的引领作用；在推进国企混改的过程中，需加强对非国有股东是否参与公司治理的关注；国企在应用数字技术的同时，应时刻审视自身动态能力、管理流程和决策效率等。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造中股东间利益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监管机构的三方博弈模型,探究不同主体利益博弈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国有股东侵占非国有股东利益的概率受到非国有股东的上诉成本、监管机构可以获得的处罚收益以及查出概率、惩罚力度等因素影响,判定国有股东对非国有股东的侵占比例是否在可容忍范围,关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造的推进步伐。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双元创新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作用

本文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短视的视角研究其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并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对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开发式创新存在促进作用,对探索式创新存在抑制作用,该影响在中央企业、公益类企业、高科技企业、中小型企业、制度环境发达地区企业样本中更加明显;第二,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利于缓解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短视倾向,弱化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但其对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开发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第三,经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主要通过提升股权激励水平影响双元创新,而通过提升短期投资水平抑制探索式创新。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兼论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

基于我国2008—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引入DID双重差分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融资融券、高管薪酬粘性与非效率投资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且粘性越大非效率投资越严重;纳入融资融券标的企业后,与对照组样本相比较,实验组中的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企业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并且能够削弱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表明,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发挥了显著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企业薪酬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政府放权与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动态调整

通过构建股权结构动态调整模型,以2010—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放权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放权意愿越高,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调整速度越快。政府放权意愿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调整速度的提升作用在终极控制人所属政府层级为地方、竞争行业和两职分离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更加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放权意愿通过提高非国有股东委派董监高比例加快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动态调整速度。文章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不同控制环境下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运用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分组检验了在不同的控制环境情况下~①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高管薪酬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且在控制水平差和"非兼职"~②的企业内部显著水平更强,而在国有企业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研究结论说明控制环境是影响非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国有企业中"绩效薪酬"契约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现金股利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基于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的视角分析现金股利分配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并探讨这种影响在控股股东特征不同的公司中所呈现出的差异。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6—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公司支付现金股利能够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并且这一效果在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以及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缓解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从而使得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下降。     

"全新型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新型国有企业"是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现象.本文以"全新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简单和双因素交互效应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以我国2004～2006年分布在9大竞争性行业中的159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国有股东对高管采取年薪激励的有效性高于持股激励.普遍较高的年薪和较小的年薪差距均对公司绩效具有正向效应,独立董事的持股激励作用较为显著,内部董事持股只有在股权集中度较高情况下,才能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独立董事对家族高管薪酬治理效应分析

高管薪酬契约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者用于减轻代理成本的一种手段.通过选取2009-2010年家族类上市公司492家和国有上市公司521家,实证结论表明:家族类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家族高管薪酬比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平均要高,并且薪酬业绩敏感性低;独立董事作为保护外部中小股东利益的监督机制,与国有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独立董事对高管(家族高管)薪酬治理作用更为有限;这一结论表明,独立董事监督作用的发挥还需一个合适的治理环境.     

企业交叉上市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A+H”股的经验数据

企业交叉上市由于面临着更为严苛的信息披露与法律监管,能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与外部治理环境。通过2008—2012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交叉上市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一步从股权结构的视角考察交叉上市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发现:企业的股权性质与股权集中度均能对交叉上市的治理效应产生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交叉上市对非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与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相比,交叉上市对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投资不足行为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