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整体影响,并分别以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为中介变量,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和削弱内部控制渠道抑制企业创新活动.此外,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选择效应":对高技术性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进攻型企业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路径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的重要手段。基于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有效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并且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提升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分维度研究数字金融的协同效应得出,数字金融各子维度之间相互配合,能够最大化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因此,应当大力促进金融业务的数字化升级,同时针对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制定动态调整、因地制宜的数字金融发展政策,积极引导当地企业开展绿色创新项目,实现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     

绿色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因果森林算法的分析

基于因果森林算法的分析,依据2013—2020年A股359家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测度绿色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和排污费用支出,提升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揭示,企业绿色创新的环境绩效与其债权结构和股权集中度紧密相关。鉴于此,需完善绿色创新评价体系,优化企业资产负债表,增强股东在环保议题上的影响力等,加速社会绿色转型发展。     

绿色投资者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全面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投资,那么绿色投资者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1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绿色专利申请和获得数量,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污染行业、东部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投资者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水平。本文研究结论验证了绿色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碳中和以及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北大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库作为支撑,选取了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主要是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除此之外,异质性分析结果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重污染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政府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其使用深度的建设,挖掘其内在价值,使得其在企业绿色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ESG信息披露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机制分析发现，ESG信息披露主要通过提高员工绿色创新效率、增加政府补助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高新技术、高市场竞争程度及新《环保法》实施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有效利用ESG信息披露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借鉴价值。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传统能源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1—2020年46家A股上市的传统能源公司为样本，利用最小二乘法探究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投资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水平显著改善环境绩效；企业的ESG表现和政府补贴对绿色投资促进环境绩效有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积极参与绿色投资实践、完善公司治理；政府应完善环境规制政策、重视企业产权性质、提高政策效率等对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对外担保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结合对外担保广泛存在的现状,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风险转移理论和代理理论,从创新资源和创新意愿两个维度,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对外担保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对外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该作用依然存在。进一步剖析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一方面,对外担保通过提高债务融资成本和增强融资约束,迫使企业削减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对外担保还通过提高大股东代理成本和降低股权激励力度,削弱大股东和高管的创新意愿并最终减少企业创新投入。     

生态法治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我国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实现经济增长和“双碳”生态目标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在全面绿色转型中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重要的资源配置导向作用,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本文基于我国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三重差分方法检验生态法治建设对我国信用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后,当地高污染行业企业面临环境政策转型风险,其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低污染行业企业显著增加。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中级环保法庭设立的诉讼风险效应、维权监督效应、经营成本效应和决策制约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法律环境更好、政府环境治理激励更强的样本中更大。在考虑环保法庭设立内生性等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本文补充了地区环境司法能力提升促进资本市场绿色导向功能的经验证据,拓宽了“法与金融”的研究视角,为生态法治建设和市场主导下的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混改背景下国有企业股权性质变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混改将对企业创新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基于2009-2018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改制后国有企业的专利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对企业的专利产出效率有积极作用,但是对企业的专利质量效率有消极作用,即国有企业改制会通过改变企业的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对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均对专利数量有遮掩作用,对专利质量有部分中介效用,改制后企业将更加重视企业经济目标,注重短期的专利数量成果,从而忽视创新专利的质量。     

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发展通过减少企业融资约束与缩短财务违约距离,有效激发战略新兴产业等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同时科技金融发展有效降低了企业发展战略选择时的风险厌恶程度,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投资效率。此外,外部监管力量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科技金融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工作效能。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增长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大量环境问题,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品和外部性特征,使得环境污染无法依靠企业及个人自主解决,因此,需要由政府作为约束和激励主体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工具将产生环境的服从成本和违规成本,导致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面临环境保护提升与企业绩效下降的矛盾性困境。在环境成本提高的拉动与推动效应下,企业必将选择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行为,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和污染排放,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和谐统一。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中国尚处于推广阶段,企业投保意愿不强,参保率较低,急需提高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价值认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否具有资金融通效应,是企业主动接纳该类保险的重要驱动因素.为检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否为企业带来资金融通的价值,文...     

绿色供应链管理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依据广州、深圳两地共236家制造企业数据,考量环境协同、环境监督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绿色供应链管理将社会、环境责任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融入链式管理体系中,能协同上、下游企业环境管理活动,监督环境违规行为,实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双赢。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有必要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系统地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其他形式的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因此不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是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实现互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入快速发展期。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趋于成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入低速稳定期。与此同时,相对于对大气污染的环境规制,提高对水污染的环境规制水平更有利于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20年先进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同时检验不同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遵循和创新补偿两个渠道对先进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绿色产品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较高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Cost of Corporate Bond: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ink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and cost of bond(COB) in China. We find that there exist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SR and COB. In particular, when the bond issuer i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or when the credit rating of bond is high,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CSR and COB is strengthene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SR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ducing the risk premium of corporate bonds through an insurance-like effect. Moreover, the effect of CSR on COB also depends on contextual factors such as firm ownership and bond credit r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