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探究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呈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U型关系具有明显的宏观环境异质性和企业特征异质性,即在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腐败成为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新时期大力打击腐败势在必行。     

腐败治理、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为视角,研究了2010—2015年间腐败治理对我国沪深两市1612家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腐败治理与审计费用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超过了非国有企业;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同样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腐败治理效果对法律环境的改善存在一定的滞后或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腐败治理可能抑制企业寻租动机,促使企业摆脱非市场化的政治关联依赖,从而转向公平竞争、法治化、市场化的经营发展模式;同时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进而维护“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社会氛围。     

异常审计费用与债券信用评级

利用2008—2016年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数据,研究异常审计费用对债券评级的影响,以研究信用评级是否存在信息含量。结果表明,异常审计费用对债券评级结果具有显著的调低效应,且这个结果不受评级机构异质性的影响,另外这一调低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经济下行期间更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异常审计费用越高,企业的违约风险Z值越高,债券发行利差也越高,从而证实了异常审计费用的风险观。研究结论为监管机构提供了额外的动力,促使它们对会计师事务所与评级机构的业务过程进行监督。     

企业创新与异常审计费用关系研究

以2014—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创新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越多,其异常审计费用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会诱发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而导致异常审计费用增加;异质性检验表明,法制环境和事务所规模是企业创新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重要调节因素,在法制环境较好和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样本中,企业创新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审计师和相关部门加强企业研发活动审计与监管提供了实证依据。     

客户关系变动提高了审计费用吗？

在全球供应链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稳定的供应链关系愈发重要。从审计师风险应对视角探讨客户关系变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费用。实证结果表明，客户关系变动显著增加了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客户关系变动使审计师加大审计投入并感知到更高的审计风险，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探究客户关系变动的原因及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后发现，客户自身面临财务困境时引发客户关系变动，提高了审计费用;但当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却降低了客户关系变动，从而降低审计费用。基于事务所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客户关系变动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主要体现在高资质事务所、客户集中度较高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研究结论为探讨客户关系变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对当下中国如何进行供应链风险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的溢出效应——基于审计定价决策视角

绿色信贷在改善企业环境治理行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审计定价视角出发,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引致的溢出效应。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该政策的实施对绿色信贷限制企业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显著降低受限企业的审计收费。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引导受限企业进行绿色转型、降低其环境风险以及环境治理中的代理成本,进而降低其审计费用。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降低审计费用的正面效应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较低以及信息质量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地区层面异质性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积极效用在银行业竞争更激烈、市场化程度更高以及政府环境规制更强的地区更为明显。结论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拓展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文献,同时为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地区腐败、供应链特征与审计师选择

使用2003—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地区腐败对公司审计师选择的影响以及供应链特征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区的企业越不可能聘用代表高审计质量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地区腐败对企业审计师选择有更强烈的负向影响。此外,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会加剧地区腐败与审计师选择的负向关系。供应链特征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在非国有企业中调节作用不显著。     

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基于政府审计调节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诱发腐败以及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腐败之间关系进行调节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揭示政府审计参与国有企业腐败治理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国企高管腐败越严重;政府审计能够显著抑制由管理层权力诱发的腐败,即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政府审计作用于腐败治理的渠道机制,对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和进一步发挥政府审计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吗？

以我国2014年实施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简称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为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审计试点实施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以及企业异质性和治理机制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且该正向效应在国有企业、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以及内部治理机制欠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有助于提升其长期绩效和价值。研究结论揭示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环境治理中的积极效用,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等领域的交叉研究。     

数字金融、企业风险承担与审计费用

数字金融是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重要引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角度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不仅会显著增加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还能够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增加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分组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增加审计费用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增加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此外，审计投入也在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开发支出资本化、内部控制与审计收费——基于企业异质性特征的实证检验

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开发支出资本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开发支出资本化与审计收费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从产权性质和是否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异质性特征角度进行了分组检验。研究发现,存在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公司会被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负向调节开发支出资本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非国有控股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内部控制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研究结果说明审计师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时,充分考虑了开发支出资本化存在的风险以及内部控制的负向调节作用,并将其作为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     

审计全覆盖下国有企业出资人、内部审计与腐败治理——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反腐败工作一直是党和国家审计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对我国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塞贝利斯（Tsebelis）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建立只有内部审计的一级监督机制和出资人-内部审计的二级监督机制博弈模型，探讨什么样的机制设计和奖惩制度能更好地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进而完善对国企经济责任人不敢腐、不能腐的监督治理体系。研究发现，一级监督机制下，内部审计部门工作人员容易偷懒从而纵容腐败的发生，所以在审计全覆盖要求下，有必要建立健全国企出资人对内部审计部门进行再审计的二级监督机制，并通过加大对内部审计人员的惩罚力度、适当调节出资人审计部门工作人员的奖励力度、减小对经济责任人腐败的惩罚力度，进而降低经济责任人腐败的概率。     

商业模式创新与审计收费——基于线上销售的视角

考察企业线上销售这一商业模式创新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基于2009—2020年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利用Python语言构建企业开展线上销售的度量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开展线上销售会使得审计收费显著增加,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机制检验结果来看，线上销售增加了审计风险，导致审计师采取更多的应对措施，从而提高了审计收费。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四大”事务所、具有行业专长以及具有较高信息技术水平的审计师审计会削弱线上销售对审计收费的正向影响。总之，厘清了线上销售这一商业模式创新对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加深了关于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经营及审计行为影响的认识，同时也为推动审计行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增加:监督、激励还是纵容?——基于中国A股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引起审计费用显著增加,既可能是监督、激励效应所致,也可能是机会主义行为所致,研究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审计费用增加,对认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职能、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2003—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将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支出,且审计费用支出的增加是因为保险人积极履行监督行为、追求更高的审计质量所引起的,而非是其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即在较差的外部治理环境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这一研究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推广提供了经验支持。     

研发投资、舞弊风险与审计费用

以2007—2018年中国A股市场研发投资额大于零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研发投资强度对财务舞弊风险和审计费用的影响以及CPA审计治理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资强度与财务舞弊风险和审计费用均正相关,并且财务舞弊风险在研发投资强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分析发现,研发投资强度在前三种度量方式（研发投入额÷总资产、研发投入额÷净资产、研发投入额÷公司员工数）下具有很强的外生性,而在第四种度量方式（研发投入额÷营业收入）下是内生的。对审计治理效果进行分析发现,虽然高审计收费保证了CPA较高的执业努力程度,但与审计合谋正相关的异常审计费用的存在使得CPA审计治理效果并不佳,并且对研发投资强度大的客户、财务舞弊风险高的客户和高新技术企业收取更高的异常审计费用通常与更高的审计合谋倾向有关。     

异常审计费用、审计质量与IPO定价——基于A股市场的分析

以A股市场2006—2012年IPO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异常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及其在IPO定价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对全样本,异常审计费用与IPO抑价水平显著负相关,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和股票上市后的长期市场表现不相关;当考虑异常审计费用的方向时,正的异常审计费用与IPO抑价水平、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显著负相关,与股票上市后的长期市场表现显著正相关,而负的异常审计费用与三者的相关性均不显著。这表明作为会计师事务所努力程度的体现,正的异常审计费用不会损害审计质量,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审计质量。因此,监管部门应更多地关注审计收费不足所存在的风险。     

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了审计费用吗？——基于行业竞争和市场竞争地位的双重调节效应

资本市场开放后,互联互通机制引进了国际资本和先进治理经验,这既增加境内资本市场信息风险水平,亦带来监督效应,审计费用也发生相应变化。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发现：在资本市场开放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显著提高;行业竞争程度负向调节资本市场开放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且这一调节作用在高市场竞争地位的公司中更显著,而市场竞争地位负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高竞争行业中。结果表明,行业竞争与市场竞争地位会对资本市场开放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产生双重调节效应,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低竞争行业公司和高竞争行业中的低市场竞争地位公司提高审计质量需求。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后,非国有企业和内控弱有效企业审计费用显著提高。     

国家审计与内部控制对国企资产价值的作用研究——基于保值增值视角

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国家审计、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协同联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内部控制可以督促国企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且两者在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中存在替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存在滞后效应和地区异质性。通过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替代效应中混杂着内部控制充当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并且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国家审计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替代关系不仅体现在国家审计的整体政策净效应上,还体现在国家审计的各个细分层面内容上。     

雾霾污染对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雾霾污染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雾霾污染会导致审计费用增加和审计质量下降。这一结论在替换雾霾污染指标、改变雾霾污染衡量方式、替换雾霾污染数据、替换审计质量指标、替换控制变量、采用极端天气比例、考虑雾霾污染的预期效应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雾霾污染会通过增大企业经营风险和企业问题曝光风险来提高审计费用;雾霾污染会通过减少审计师的审计时间来降低审计质量;审计费用溢价增强了雾霾污染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雾霾污染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和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仅在非重污染企业样本中和非重污染地区样本中显著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雾霾污染影响审计行为的作用机制,为主管部门在雾霾污染环境中加强审计市场监管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