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差异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大致也体现了这种转变。同时，东中西部地区迅速扩大的差距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的政策研究

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西方国家对财政资源的配置走向了古典均衡理论下的政府不干预和非均衡理论下的政府强力干预两个极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财政资源实行了计划均衡配置体制与政策,在保证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问题,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初,按照"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要求,对财政资源实行了非均衡配置体制与政策,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等社会经济问题。为此,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以"五个统筹"的提出为标准,财政资源配置政策进入了非均衡协调时期。所以,非均衡协调应当综合运用各种科学手段,在社会经济运行的非均衡发展常态下,通过非均衡手段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达到均衡目标。     

刍议我国区域金融结构失衡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发展日趋合理,但综合考量,当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中结构性失衡现象依然严重.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应实行差异化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实行差异化的市场准入政策;加大扶植型区域金融结构调整政策的力度;完善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维持我国金融的健康发展.     

论基础产业与主导产业的双重非均衡发展

在我国重点产业的选择问题上,理论界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主张以基础产业为重点,实行所谓“补短战略”;另一种主张以主导产业为重点,实行所谓“产业结构高级化战略”.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并非不可兼得,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都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需要政府采取非均衡政策加以重点扶持的重点产业。     

关于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思考

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起到了很好的制度保证，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现状及造成西部地区自身财政困难的原因，提出了要求中央加大对西部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具体政策建议。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选择

<正> 新中国建国40年来,为发展经济,实现生产力均衡配置和消灭区域差别,我们选择了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我国区域政策一改过去单纯的“劫富济贫”、“为平衡而平衡”的思想,开始实施区域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从近10年的实践来看,这种战略要明显优于原有的平衡发展战略,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甚至失误。我认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才是今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     

金融非均衡:城市化包容发展的一个政策调节视角

“包容性城市化”作为我国低碳型城市化的精明发展路径与至高政策导向,通过整合社会、经济、环境资源,赋予各城市化主体共享发展成果与机会的权利,调节并突破城市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非均衡、非包容性瓶颈,为实现高水平、深层次、可持续的社会型城市化提供高瞻远瞩的战略指导.金融发展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动力因素,我国的非均衡金融加剧城市化矛盾,严重阻滞了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化包容性发展,亟待调节金融非均衡发展状态.     

区域性价格运动与价值流失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规定了区域价格运动规律的特征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渊源于梯度理论。而梯度理论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则主要表现在原有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和优惠政策的实施两个方面。其结果使我国的东部经济板块在投资热点、发展热点、信贷热点以及舆论热点等方面重新向该地区集中,使经济天平的倾斜度日渐明显化和制度化。其最大特点就是承认区域性非均衡增长,依据各地区发展程度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从而形成政策梯度和优惠级差。当然,上述过程也伴随着“总体设计与区域突破”的区域价格改革以及一系列的价格政策。     

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以中国粮食主产区为例

基于2007-2018年中国粮食主产区面板数据,文章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对粮食主产区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粮食主产区财政支农支出水平呈现空间非均衡特征,且部分地区存在微弱的极化现象及趋势;财政支农支出在地区间具有层次性差距,超变密度造成财政支农支出差距的主要原因;密度函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右拖尾现象,部分省市财政支农支出之间差距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据此,文章从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有序协调互补的财政支农资源配置体系、实行差别化的财政支农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读者来信

<正>区域资本发展均衡问题作者:滕春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以财政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国内储蓄的积累、投资的增加、资本形成都是通过财政手段来完成,同时,在“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下,全社会通过金融渠道进行的投资和资本形成也较均衡。因此,资本形成在改革开放前区域间差距并不大。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主导型的投融资体制逐步被金融替代,此时,金融成为资本积累投资和形成的主要渠道。体制内的金融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影响区     

土地财政、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30个省市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从全国、分地区、分时段和引入金融发展水平虚拟变量等角度,比较分析了土地财政、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支持效应。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东部地区抑制效果最强。金融发展效率对新型城镇化影响强度远大于土地财政,且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远强于中部,西部地区土地财政依然是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力量。金融发展水平是导致二者对新型城镇化支持效应出现差异的因素之一。为此,文章针对东、中、西部地区采取差异化的融资战略,同时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效率是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方向。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于多期DID经验证据

科技人才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素,而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地区科技人才集聚的积极探索。以科技金融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9年全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推进科技金融政策有序扩散、强化试点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并扩展作用路径、设计科技金融政策梯度发展战略、促进地区间均衡协调发展。     

论中部崛起的范式选择:生态化县域经济

曾经为历史中心的中部如今渐进边缘化了的直接原因: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工业化城市重心化”的局部发展战略;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推行的“出口导向非均衡经济发展模式”。中部之痛,首痛在“三农”;中部之难,难在县域工业化。中部崛起的范式选择在于生态化县域经济。生态化县域经济不仅要求产业生态化,而且还呼唤政策生态化和金融生态化。     

我国对外贸易差异化发展的制度质量解释——基于省际面板的分析

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影响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体现良好制度质量的金融深化、对外开放以及城市化率对我国对外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反,体现低制度质量的政府管制对我国对外贸易有显著的阻碍作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不同历史经历、不同发展轨迹以及我国梯度型推进的改革开放战略导致了制度质量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制度质量差异是我国对外贸易差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区域金融生态的现状比较与成因分析

金融生态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同一经济调控政策、法律制度、信用环境下，我国东西部金融生态质量却存在严重非均衡。这不但对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经济体系的均衡发展有着决定成败的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地方政府行为扭曲和区域金融结构差异。因此，改善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金融结构是必然的选择。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情况简介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上级财政的照顾。”第六十二条规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上级财政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用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依据上述规定,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实行照顾政策。一是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     

税收差别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对FDI影响分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设计了沿海先行开放的战略布局。在“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中央在财政、金融、物价、重点项目的配置、计划物资的分配、进出口配额的安排、土地的使用,以及各类审批权限的下放、各种统制措施的放宽等方面均向沿海地区大幅度倾斜。     

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非均衡发展制度性解析

近年来,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经济.但在发展过程中,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三类机构逐渐呈现出非均衡状态,主要表现为三类机构间的数量、规模及绩效非均衡,地域分布非均衡和金融服务能力非均衡.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分别从产权、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这种非均衡性进行深度解析后,可以发现,优化各类机构的产权结构,完善监管制度,增加西部地区金融供给,提升各类机构的金融服务能力,是促进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的政策取向.     

用“力度量化”替代“目标量化”——我国区域协调政策的一种设计思路

我国的区域政策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前的“均衡发展”导向和改革开放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非均衡发展”导向之后,逐渐进入了“协调发展”为基本导向的时期。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渐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作为今后15年必须认真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并提出在资源开发和基础建设项目的安排、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使用和促进东…     

“九五”时期江苏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探索

<正>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江苏省委、省政府确立适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八五”时期江苏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金融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对外开放的扩大.“八五”时期是江苏金融体系充满改革创新的时期,其主要成就表现在如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