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汉民族关系现状考——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个案研究

乌拉特中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是一个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民族地区.通过分析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蒙汉民族在文化风俗、社会交往、族际通婚方面的情况,考察了该旗蒙汉民族关系的现状,探讨了影响该地蒙汉民族关系的因素,主要是生计方式的影响和居住格局的影响.     

略论明代汉藏民族间的茶马贸易

本文概述了明代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茶马贸易关系 ,这种关系对汉藏两族来说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茶马贸易使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住更加密切 ,加深了两族人民的传统友谊 ,促进了彼此间的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 ,对中国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体现出汉族与藏族从历史上就形成的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联系。     

族际关系与政治发展:以马来西亚为个案的民族政治学考察

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模式构成了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文章试图运用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选取马来西亚作为案例,分析“民族”这一政治变量在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结构与功能,探索后发展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演变的政治逻辑,及其对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城市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社区关系重构——以开封市H回族区为例

随着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开封市H回族区民族文化与社区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方面,域市文化旅游业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也重塑了居民的价值观念。当地回族在宗教文化的“重商观念”中探寻与文化旅游业的结合点,既传承和发扬了回族的饮食文化,又适应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域市拆迁和城市改造打破了封闭的社区格局,回汉社区之间的交流增多,原有的社区关系面临着不断消解的危机。当地回族通过民族学校教育、民族饮食文化展示等方式,不仅提升了回族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与归属感,而且增强了其他民族对回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促进了各社区间和谐关系的形成,由此完成了社区关系的重构。     

从回族的民族特性看回商执行力

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和合的产物。回族具有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爱国爱教、情真意切、乐于学习、善于交往等民族特性,这些民族特征造就了独特的回商领导方式和气质。回商主要是指从事工业、商业贸易等经济活动且在一定区域甚至全国较有影响的回族企业家和回族商人。执行力是一种影响力,即领导者影响被领导者的能力,是领导者利用自身资源与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能督促、激发、引导被领导者一起去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     

从民族问题"一个发展、三个关系"视角解读《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

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的光辉历程,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一个发展、三个关系"重要论断的强有力的说明和论证.从"三个关系"的角度来说.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揭示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揭示了考量任何时期的西藏问题时,都必须将其至于中国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民族之间的关系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是西藏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一个发展"角度来说,重点以民族内部结构这个民族发展的内因为主,揭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民族内部结构变革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民族内部结构的优化必将对民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把握"一个发展、三个关系"重要论断对西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深度贫困区社会资本减贫效应分析——以和政县为例

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资本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在精准扶贫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以甘肃省临夏州和政县为例,以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维度、社会网络维度和社会规范维度为出发点,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文献检索法,基于入户调查资料,对比分析了汉族、回族和东乡族地区社会资本投资与减贫效应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投资与农户的年龄、民族、性别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且在农户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维度均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要实现农民收入结构优化、农民增收渠道拓宽,不仅需要外部相关政策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还需要农户进行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的持久投入。农民自身也应该多和外界沟通,注重培育人与人之间及团体之间的良好信任,政府也应积极为当地服务组织和社团的发展提供资金及政策支持,促进各种资源及信息的流动,农户之间更要培育一定的互惠机制,使其为农户自身发展提供帮助。     

初论"血缘共同体"与"关系共同体"——南北村落性质比较

南方村落多为单姓聚族而居,以血缘为联结纽带,构成"血缘共同体";北方村落则是多姓杂居,家族之间的关系作为村落内部最重要的关系形态,是村落共同体的联结方式,以此为纽带形成的是"关系共同体",族际关系的不同形态决定村落的生活和治理的不同面貌.血缘共同体与关系共同体因其内部的结合方式和纽带的差异,使得共同体内部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以及地方性共识、规范和伦理取向也大相径庭,相异成趣,进而在村落治理层面形成不同的政治社会现象.     

浅析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形成脉络

本文概述了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内涵、特点,爬梳了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形成的脉络:唐宋元时期的萌芽阶段、明朝到清中叶的形成阶段、晚清的持续发展阶段、民国的深化阶段。分析了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形成的原因,即回族之所以能够保持本民族传统消费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严格的教规以及其强烈的共同民族意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对回族经济思想的影响深刻。     

天宝传奇

革命时期,他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批藏族党员,而且毛主席亲自为他取了汉语名字“天宝”;建设时期,他是新中国第一位藏族政协委员和第一位藏族自治区主席,而且连续十次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以一个党的民族工作者的生动实践,见证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不断走向繁荣和稳定的辉煌历史。     

"鲜卑"族名与山名关系初探

鲜卑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北方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并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奇缺,我们对这一民族的早期历史知之甚少,"鲜卑"族名与山名的关系便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民族交往心理的构成要素分析——以陇南市碧口镇散居的回族群体为例

由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民族关系问题成为焦点。民族间交往作为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重要作用。影响民族交往进程与发展有诸多不同的因素,不同民族间互异的文化心理因素,以及在其引导下形成的同一民族中相对稳定的心理族性,这两者共同影响着民族间交往行为,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西藏农牧民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选择

可持续生计资本是西藏农牧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与核心,在评估西藏农牧民家庭生计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将西藏农牧民家庭生计策略分为以牧为主型、以农为主型、以副业为主型和混合型,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西藏农牧民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具体影响,提出了农牧民家庭生计策略优化的相应建议。     

回族移民家庭代际交换模式及影响因素分析

代际交换是家庭不同代际成员之间"投资—回馈"式的资源交换关系,其核心是家庭养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型,这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了挑战。本文以作者在宁夏银川市进行的"移民家庭代际关系"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了回族移民家庭的代际交换模式,探讨了回族移民的社会人口特征和身体健康状况对代际交换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回族移民而言,年龄对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模式有显著影响,年轻一代从代际交换中获取的更多。     

回族的形成发展与其婚姻制度演变的关系

在回族这个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其婚姻制度的演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为适应民族发展的需要和族群意识的觉醒,回族婚姻制度也在发生着演变;其婚姻制度的演变反过来也促进着回族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藏族

<正> 一、族称及语言文字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少数民族之一。藏族自称“博”或“博巴”,即为“吐蕃”的“蕃”音的汉字异写。在这个统一的族称之下,藏族又根据不同居住地区及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大体上唐宋间称为“吐蕃”;元代先称“吐蕃”,后称“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即指今西藏地区)、“朵甘”(朵即多,指今青海、甘南藏区;甘或叫甘思,指今四川甘孜和西藏昌都地区),明代称“乌斯金”、“西番”     

塔塔尔族聚居区生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塔塔尔族是我国人数较少民族之一,其聚居区生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平等与社会和谐。农村改革以来,塔塔尔族聚居区传统的牧猎生计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与此同时,随着融入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又为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首先对生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然后对塔塔尔族聚居区的基本概况和生计转型面临的困境,以及生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其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     

理财岂能分民族

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的元王朝里,曾经出过四位理财之臣,这就是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回族的阿合马、汉族的卢世荣、藏族的桑哥。除了耶律楚材得以善终外,另外3个人都在理财岗位上以非正常死亡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达、汉族高中生自我同一性与归因方式研究

以415名达斡尔族和汉族高中生为研究对象,对达斡尔族和汉族高中生自我同一性与归因方式的关系以及不同民族属性自我同一性的发展特点进行了考察比较。结果表明,两个民族学生皆表现出：成熟型同一性学生倾向内向归因;不成熟型同一性学生倾向外向归因;两个民族学生在自我同一性进程中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     

浅析藏蒙史诗的共通性与差异性

在古代,藏族与蒙古族分别居住在相距甚远的西藏和蒙古草原的两个地方。其间,山隔水阻,交通不便,很难想象在当时这两个民族的文化联系是那样的密切。其实,只要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他们都是以狩猎和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基本相同,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又有许多相近似的东西,诸如,都以牛羊的皮毛、肉、奶及其制品为其主要的生活资料来源,都要面对几乎一样的自然灾害的袭击等。“存在决定意识”,在几乎同样的“存在”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相同的或者相近似的观念形态,具体表现在信仰方面的一致性。加之,随着社会的变迁,战争的频繁发生等原因,不论是藏族人口,还是蒙古族人口都出现过迁徙变化的事实,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乃至云贵高原出现了藏、蒙等各民族杂居的现象,这就为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密切的交往中,文化上的互相学习和吸收就成为必然的事情。尤其是蒙古族皈依藏传佛教以后,在其文化中也渗入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和思想,即使是蒙古族原创的文化成果,在流传的历史过程中,后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佛教的某些观念和内容引入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例如,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的蒙古族《格斯尔传》,有的学者认为是藏族《格萨尔王传》的模仿,正好说明了藏族与蒙古族在文化方面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