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与境内生存扩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生存时间较短这一现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生存分析模型,刻画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为对企业在境内生存的影响效应。通过检验发现,OFDI行为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的生存时间,而且投资次数与企业的退出风险呈现"正U型"关系;投资于发达国家和技术研发型OFDI的风险抑制作用更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OFDI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出口密集度和利润率进而降低企业的退出风险,其中利润率机制滞后且占主导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OFDI对企业退出风险的抑制作用受异质性企业特征和行业调节。文章揭示了投资开放的新作用,即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扩延企业生存时间,丰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贸易引致型vs.水平型

本文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重点分为贸易引致型与水平型,利用中国10 126个企业样本经验考察OFDI区位分布的决定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分别成为贸易引致型和水平型OFDI的阈值变量;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高层次的水平型OFDI;在区位分布上,贸易引致型OFDI倾向于亚洲,水平型OFDI倾向于非洲、拉美与大洋洲,而在欧美地区的差异不明显。实证发现:贸易引致的OFDI对区位市场的制度环境较敏感(青睐于低风险市场);在投资固定成本要求较高的区位,企业更倾向于放弃直接贸易型OFDI而转向间接的贸易服务型OFDI;国家战略(或资源)型的央企OFDI对风险(尤其制度风险)敏感性低于利益导向型的地方企业。本研究在政策上建议政府引导企业通过OFDI地理区位多元化规避风险,提升战略型央企OFDI的风险意识和利益导向。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

文章构建了一个含有中国企业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结合200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服务型OFDI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OFDI显著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投资金额越大,促进效应越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理效率、生产型行业、投资模式是绿地投资的企业从服务型OFDI中获益更大;与纯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大,两者创新效应的差异凸显了在通过"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服务型OFDI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服务型OFDI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资金流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公司创新。文章研究结论对中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知识探索视角的中国企业逆向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以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文章通过知识探索的视角,对中国企业逆向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企业逆向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动因在于寻求战略资产--知识,并以TCL集团的OFDI进程为对象,从知识探索的角度分析了寻求战略资产--知识的中国企业逆向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行业要素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文章通过对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企业信息进行匹配,实证结果发现: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行业资本密集度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在分行业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具有一致性;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实现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还显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资本密集度越高、利润率越高、规模越大、年龄越大且具有出口经验,所在行业的外资占比则越低、集中度越高,对外投资概率也越大。     

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OFDI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大型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

文化距离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进入模式涉及最多的影响因素,直接关系到OFDI的绩效与成败。本文采用最具代表性的KSI指数测度文化距离,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上市公司年报3个渠道获取了2004年以来中国82家大型企业267次OFDI的相关数据。在微观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对这些企业OFDI的多样化模式、所有权结构和嵌入型平行模式进行了分位数描述性统计、Logit和Mlogit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OFDI多样化和平行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且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并购进入模式;文化距离对OFDI所有权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文化距离通过母公司因素对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显著的间接传导作用,而通过东道国因素产生的间接影响不显著,且远远不及文化距离、母公司因素、产业因素对OFDI进入模式产生的直接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东道国;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战略资产充裕的发达国家,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在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减弱,即能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中国OFDI的阻碍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收益?

文章首先基于PSM-DID方法研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企业收益的影响,进一步基于OFDI二元边际视角——投资规模和多元化程度考察了企业OFDI对企业收益的多重复杂影响.利用2005～2014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文章通过构建多种企业收益指标并区分不同所有制和行业类型实证分析发现,企业OFDI对于企业收益具有显...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工资水平的机制探析

文章利用2005~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OFDI行为与工资水平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方法比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结果显示:OFDI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非OFDI企业;企业OFDI对工资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市场原则在OFDI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占主要位置,不存在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OFDI对工资影响更小;OFDI企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存在生产率效应、劳资利润共享机制以及海外子公司的工资水平溢出效应。     

资源税改革推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

资源税由从量计征转为从价计征的改革是绿色税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现有研究对资源税改革政策效果的量化评估还不尽完善。文章将2010年自新疆试点并逐步推广的原油和天然气由从量转为从价的改革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就资源税改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展开研究。理论方面，从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创新性地提出了资源税改革影响企业OFDI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2005～2015年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手工整理的企业OFDI数据集，选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源税改革对企业OFDI具有正向激励作用，来自虚拟实验组、虚拟政策时点、PSM-DID方法、替换关键衡量指标以及普通双重差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税改革对企业OFDI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类型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显示，资源税改革的OFDI激励作用通过提高生产成本和促进技术创新活动两条路径得以实现。文章不仅为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增加了新的证据，而且为深化税制改革方案促进资源型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     

地区制度发展的动态变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母国制度环境对于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以往的文献多关注于制度发展的水平,而忽视了制度发展的动态特征,即基于制度理论和信号理论,文章探讨和分析了中国各地区制度发展的三个特征,即速度、节奏和同步性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制度发展的速度越慢、越不规律、越不同步,企业越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开展国际化经营。同时,业绩压力和模仿同构压力调节了制度变化特征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存在双重强化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预期面临制度约束时,非国有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意愿更强,企业也更倾向于进入制度环境相对优良的国家和地区。文章的研究深化了对制度构成及其维度的理解,进一步丰富了制度理论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理论,对加强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行业差异、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前沿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应用到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利用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文章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生产率是影响服务业OFDI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服务企业OFDI不存在明显的跟随本国客户的特征;另外,中国服务企业OFDI呈现出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即使在不具有经济优势的前提下也同样会开展OFDI,这与发展中国家OFDI的实践是一致的。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3～2017年期间内发生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采用PSM-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能使变量匹配后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以有效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同时,就核心变量而言,企业对外投资对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我国企业应当制定合理的‘走出去’计划,同时需要具备全球化战略格局。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考察

运用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考察,进而探索中国企业生产率异质带来的OFDI区位选择差异。结果表明,进行OFDI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且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区位所表现出的作用大小不同,其中在亚洲地区效应最为显著;在OFDI扩展边际上,企业生产率越高,其进行OFDI的东道国数量越多;具有更低生产率阈值的东道国,其所吸收的中国OFDI越多。本文也印证了OFDI的跨越贸易壁垒行为,即东道国实施的关税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