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省际经济全要素生产力分析

选取1990-2014年全国和各省份面板数据,首先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索罗经济增长方程测算资本、劳动力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再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各省份全要素生产力数值,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科学技术贡献率E_A=40.5%,资本贡献率E_K=53.87%,劳动力贡献率E_L=5.62%,资本投入仍然是经济发展最主要动力,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力地区发展不平衡,并且呈下降趋势。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基于中国31个省区市数据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需求,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基于我国31个省区市1978—2014年的经济数据,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测算了37年间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得出以下结论:我国东部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于西部地区,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部分省份的劳动力严重外流,劳动力大量涌入沿海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应与劳动力水平提高以及科技进步协调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探讨——基于从业人员与资本形成角度分析

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多学者在肯定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意识到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中积累了很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结构性就业矛盾、资本恶性循环带来的持续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问题的出现,中国未来经济是否能保持快速的增长受到高度关注,其中心问题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因是什么?一般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是包括在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其中,劳动力要素由从业人员提供,资本要素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额组成。依据中国1981—2013年的经济数据,根据协整理论和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对中国资本形成总额、从业人员人数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性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使用ECM模型对资本形成总额与从业人员人数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进行评价。     

引入人力资本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以中国省份经济为例

在资源与环境约束下,引入人力资本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将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四大部分。中国省份经济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且普遍存在着具有较大省际差异的技术无效率现象;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技术效率变化总体上却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忽视人力资本的核算结果会显著地高估资本深化的相对贡献,但是对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影响较小且统计不显著。     

部分省份物质资本形成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研究

对1978年～2004年我国几个经济区域中四个典型省份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结果表明,在1978年以来3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四省资本密度效率的变动影响着它们资本密度增长轨迹,而资本密度又决定着四省的经济增长速度.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使资本密度效率保持在较高、稳定的水平上.     

探析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及其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评价

金融市场总额与资本配置效率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表明二者存在着正向关系,金融发展能够有力促进经济的增长。本文通过建立资本配置效率模型,以山东省2004~2011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资本配置效率及其与金融市场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比对安徽、北京、广东和贵州等省份资本配置效率的值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结果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山东省资本配置效率处于较高水平,但与德、法、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今后,山东省仍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完善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信息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基于欧洲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在社会生产发展中变得不可替代,信息资源成为和资本、劳动力一样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生产要素。本文采用信息化成熟的欧洲十一个经济发达国家1980—2004年的面板数据,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模型,分析资本、劳动力和信息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信息资源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贡献。     

劳动力与资本要素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劳动力增加、资本存量上升以及技术进步是实现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和繁荣富强的根本途径，也是各国政策努力达成的目标。本文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河南省的经济增长的其中两个重要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选取1990年到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劳动力和资本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保持固定资产的投资额是河南GDP增长的主要方式。     

中国服务业增长、要素投入与技术效率的动态关系分析——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长、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四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关系,彼此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其中,服务业增长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作用,服务业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作用,这种动态效应的积累是形成当前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现状及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     

中国经济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1978年至2008年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实物资本的投入只能解释部分经济增长的原因,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制度安排的效率又决定了生产效率的高低。在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中,产权结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作用最大。这就是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民营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特征及其时空演变轨迹——基于供给侧要素配置视角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劳动力、资本和科技投入等要素的配置,而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文章从供给侧视角研究了1992-2014年民营经济增长的要素配置效率及其时空演变轨迹。结论如下：从时间角度看,民营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与技术双驱动特征,且资本与技术呈现动态“螺旋式”交替状态,劳动驱动强度在2008年后有所上升;在空间分布上,民营经济增长空间重心偏向东南地区,资本重心在近年来开始转向中部地区,劳动力重心偏向东部地区,技术重心偏向东南地区;在区域范围内,各区域民营经济增长类型均以资本驱动型为主,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优势并未显现,东北经济区民营经济增长整体效应最低。     

2006年中国经济发展十大趋势

从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看，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潜在增长水平是由自然资源、资本积累、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决定的。从决定潜在经济增长的几个因素看，2006年，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不会慢于改革开放以来平均3％的水平，潜在生产能力在9．5％左右，与改革开放26年的潜在增长水平基本接近。因此，国内支持经济增长的供给能力更加宽松，煤电油运的紧张状况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银行集中度、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1997-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面板模型技术,实证考察了银行集中度、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控制资本流动变量以后,东部和西部地区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性加强,中部地区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变得难以判定,说明资本流动对各地区的银行集中度和经济增长带来了较大影响。文章建议改善银行业竞争环境、引导资本流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     

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基于1978-2009人力资本与FDI视角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扩展的包含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FDI变量、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了计量经济学模型,对1978-200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因素加以考察,结果表明:(1)1980-1994年,物质资本和FDI对GDP有显著性影响,弹性系数分别约为0.09与0.08,说明1994年以前,资本的扩张和FDI的进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1995年至今,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变动对实际GDP有显著性影响,其弹性系数分别约为0.20和0.61,说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突出,同一时期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3)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双重市场分割、资本深化与劳动深化——对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高失业现象的解释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高失业的反常现象,有学者提出资本过度深化是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低的主要原因。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资本比较稀缺的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出现资本过度深化。本文认为,城镇国有企业出现的资本深化和中小民营企业出现的劳动深化都会抑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加剧失业。     

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实证研究——基于29个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通过对中国29个省份从1996到2008年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影响越大;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力资本对其促进作用也越大。此外,资本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金融监管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监管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监管强度和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目前的金融监管强度还未达到"最优水平",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此外,金融监管应保持与金融效率的适配性.金融监管强度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金融风险抑制效应与融资规模收缩效应发挥作用,并且金融风险抑制效应大于融资规模收缩效应.     

服务业开放、资本要素配置和绿色发展效率

服务业开放作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对外开放的关键领域,对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07—2019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各省份绿色发展效率,并采用资本错配指数对资本要素配置水平进行衡量,实证检验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通过了系列稳健性检验。通过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发现,服务业开放能有效缓解资本要素错配,从而提升绿色发展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制度质量有助于强化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我国应以现有开放政策为指引,合理有序地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服务业开放的内涵和质量;加快资本市场化改革进程,提高资金的供给规模和供给效率;加强制度环境建设,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农业FDI提升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函数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Battese and 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构建了农业FDI影响下的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函数模型,根据199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FDI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FDI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和农业技术进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农业资源利用、农业劳动力投入质量、农业资本投入和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和自然灾害则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中国农业在总体上出现了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下降并存的局面。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安徽省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实证分析

资本深化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安徽省改革开放后3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深化是安徽省劳动生产率长期提高的重要因素,而资本深化虽然对经济增长率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作用较小,其原因在于资本的使用效率低下。文章最后从促进资本深化、提高资本利用率、优化资本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