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环境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测度研究

文章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法,构建我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测度模型,从国家层面、三次产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研究了国际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研究期间内为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净出口国,但产业碳排放系数与净出口碳排放量占国内一次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第二产业贡献了全国80%～90%的净出口碳排放量。其中,对贸易净出口碳排放贡献较大的行业包括化学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7个行业。     

中间品贸易隐含碳排放流向追溯及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对比——基于WIOD、Eora、EXIOBASE数据的研究

本研究以国际社会关注的基于中间品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为切入点,借鉴Steen-Olsen运用的产业部门公共分类系统,尝试对WIOD、Eora、EXIOBASE等权威的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进行重新编制,通过建立环境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与隐含碳排放的测算,横向对比三个数据库的数据特征、分类特性、适用领域等,刻画全球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庞大的数据量与地区和部门对应关系的处理是重新编制世界投入产出表过程的关键基础工作.研究发现:(1) EXIOBASE数据测算结果相对准确,WIOD结果偏低、Eora偏高;(2)碳排放系数对数据库的整合反应较为敏感,整合部门的多少与整合效应是否显著并非呈正向相关关系;(3)重新编制IO表时,合并项中包含的内容越多,合并后的结果与原数据差别越大;(4)数据是否缺失、分类是否细化、统计口径是否一致是三个数据库核算差异的主要来源;(5)发达国家是碳排放大国,但目前国际上“南北碳转移”问题突出,发展中国家生产侧排放大于消费侧,发达国家相反.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广东省1997-2011年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进行研究,分别测算了广东省整体和部门层面的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大于进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差额1997年为0.20亿吨、2011年为0.36亿吨,说明广东省处于隐含碳的净出口状态;另外,隐含碳的排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服务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部门。广东省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减少高碳产品的出口,扩大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海南省进出口贸易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原因分解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海南省"十二五"期间的进出口隐含碳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运用Divisia指数分解法将进出口隐含碳平衡变化的原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十二五"期间海南省进出口隐含碳呈逆差,且逆差有增加的趋势,说明海南省进出口贸易有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其中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引致进出口隐含碳逆差增加,而规模效应引致进出口隐含碳逆差减少。若区分不同的部门,发现不同的部门进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不同,原因也有差别。因此,若想进一步减少海南省对外贸易的碳排放,必须在不断增加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逆差的基础上,依据不同部门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有针对性地调整贸易结构、提升部门的碳减排技术水平。     

我国制造业进出口隐含污染分析:基于投入产出的方法

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核算了我国1976-2004年制造业28个行业6种污染物进出口隐含污染的BEET指标值和PTT指标值,并分析了我国进出口隐含污染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进口和出口的规模效应为正且逐年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口规模效应逐渐大于进口规模效应;出口的结构效应基本小于零,进口的结构效应不明确,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可能有利于减少我国进出口的净隐含污染量。此外,制造业出口隐含污染主要来源于纺织、塑料、机械设备和工业化学这四个行业。     

南南贸易增加了中国的碳排放吗?——基于中印贸易的实证分析

本文测算和分析了中印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以及影响中印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南南贸易与南北贸易对中国的环境影响是不同的,一方面,尽管中国处于中印贸易的"污染顺差"地位,但净贸易含碳量并未快速增长,"环境贸易条件"也不断改善;另一方面,导致我国对印度持续污染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而非技术水平与进出口商品结构等因素。因此,为降低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产生的污染排放,中国需要在"贸易顺差"与"污染逆差"中进行取舍。     

贸易开放对国内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贸易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二氧化碳(CO2)排放总量也在不断增加,并且增长趋势日益加快。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发展模式有关;二是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国际转移性因素有关。从整体发展形势来看,国际贸易与投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碳排放,不过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确实不确定的。本文主要对文献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探讨贸易开放与国内碳排放之间的机制。     

基于贸易国内增加值视角的中国外贸依存度研究

在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价值链深化背景下,按贸易国内增加值来核算贸易额必将成为贸易新统计标准。为此,本文从贸易国内增加值视角,利用WIOT数据库提供的单区域(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提出基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外贸依存度测算方法。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中国外贸依存度总体上呈迅速上升趋势,其计算结果高于沈氏公式的测算结果,低于传统公式测算的结果;中国具有出口优势的产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加入WTO之前,中国外贸依存度仅高于美国、日本、巴西、土耳其和印度,与澳大利亚、法国和墨西哥相近,处于适中水平;加入WTO之后,中国大陆外贸依存度持续攀升,至2008年仅低于中国台湾,2009年虽下降,但仅低于中国台湾、韩国、欧盟和德国。进一步观察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内,中国大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而电气与光学设备制造业外贸依存度呈上升趋势,至2009年,仅低于中国台湾与墨西哥。     

中美进出口贸易的隐含碳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生命周期评估模型

“双碳”目标对全球各国政府碳排放规模形成新的硬约束,造成传统区域共担环境责任与经济发展目标函数形成冲突,急需对全球各国碳责任边界形成新的解决方案。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使用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估模型（EIO-LCA）就中美之间隐含碳转移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向美国出口双低产品,增加了大量的碳排放。但美国因从中国进口商品减少了其国内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环境与资源方的受益者,应为中国部分碳排放负责。中国应当在将来的国际贸易中重视产品隐含碳的转移路径,保障中国在“双碳”目标下的生产权益。     

中欧贸易隐含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RIO模型和LMDI方法的分析

文章基于GTAP8构建MRIO模型,计算了中国和欧盟基于生产端和消费端的CO2排放量,以及中国和欧盟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及行业分布,并采用LMDI方法将2004~2007年中欧双边贸易中隐含碳变化的影响因素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基于生产端的CO2排放量明显高于消费端,欧盟则相反;中国是典型的隐含碳排放净出口国,欧盟则是典型的隐含碳排放净进口地区。2004~2007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增加显著,其中出口规模的扩大是导致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起着削减作用,结构效应总体为增加作用但程度很小;同期欧盟对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的增幅较小,其中规模效应起着增加的作用,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则起着削减作用。     

国外关于贸易碳排放责任划分问题的研究评述

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是为满足进口国消费而引起的。近年来,这部分碳排放的责任划分问题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并先后提出了生产责任原则、消费责任原则及共担责任原则三种划分原则。文章对国外已有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对这三种原则依次进行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对比,分析不同原则对我国的影响,并提出应对建议。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文章运用联合国贸发组织公布的中美服务贸易统计数据,通过RCA指数和CA指数对中美两国服务贸易各部门进行显性比较优势和显性竞争优势测度,认为中国服务贸易在金融服务、版税与许可证费用两大服务贸易部门同时存在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而美国正好在这两个部门存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因此为了赢得中国服务贸易的未来竞争力,当前应主要发展我国的弱势部门:金融服务、版税与许可证费用服务业。     

海峡两岸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研究

本文在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基础上,以2005-2010年海峡两岸进出口贸易额与碳排放数据为样本,通过估算部门碳排放强度,测算两岸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对两岸贸易隐含碳净转移进行LMDI分解。研究发现:在2005-2010年间,祖国大陆各部门的碳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台湾地区相应部门的碳排放强度,海峡两岸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主要来自于化学工业、金属工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等部门,两岸贸易使得全球碳排放量减少了209.38-306.03百万吨。本文研究不仅从部门角度,为海峡两岸控制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从全球碳排放角度,为促进海峡两岸贸易深入发展提供了环境意义上的支持。     

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变参数模型,分析了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各项组成部分与二氧化碳排放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呈现动态变化。其中初级产品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公平视角下的中日两国碳排放责任研究

文章核算了1995-2011年中日两国生产者原则、消费者原则、共同分担原则下的碳排放总量及行业碳排放量,并运用基尼系数的相对剥夺对三种原则下的公平性进行分析,得出共同分担原则的碳排放公平性最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共同分担原则的细分模型,比较了生产碳、国内消费碳及国外消费碳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三种原则分担的碳排放量,中国均高于日本。消费者原则下的日本对中国的相对剥夺系数最小,碳排放责任最大;生产者原则下的中国对日本的相对剥夺系数最小,碳排放责任最大。共同分担原则下,中国排放的CO2是日本的3.29倍。其中,两国中间投入及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碳大于国内消费碳大于对方国分担的碳;中国的生产碳及消费碳大于日本的生产碳及消费碳;中国为日本分担的碳小于日本为中国分担的碳。把责任分配到行业,对方分担本国的碳排放责任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业、主要金属及压延业,化工、塑料、橡胶业,交通设备制造业,电气、光学设备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服务贸易开放度与碳排放 ——基于1995~2009年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服务贸易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基于1995~2009年的国际面板数据,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对服务贸易开放度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发现,在全样本区间内,服务贸易开放度与二氧化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依收入水平分组的实证检验发现,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可以显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中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而中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开放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的碳排放与利益：测算与比较

文章运用环境MRIO模型测算和比较了中国与36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和增加值贸易余额,全面揭示了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与碳排放的关系。主要结论包括：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历年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都为顺差,且呈同步递增趋势,表明中国是碳排放净移入国的同时也是净贸易利益的获得者。其次,中国对26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呈现双顺差,其中对台湾地区和印尼呈现双逆差,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双边贸易引致的碳排放净流入（或流出）与贸易净利益（或损失）之间呈现互补关系;中国对俄罗斯和印度的增加值贸易顺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逆差,使中国获得贸易利益和环境改善的双重收益;对德国等6国的增加值贸易逆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使中国获得贸易损失和环境恶化的双重损失。最后,中国各国（或地区）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折算金额后占增加值贸易余额的比重差异较大,总体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具有更高的碳排放效率。     

中国主要双边贸易隐含二氧化碳排放测算——基于区分加工贸易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贸易隐含碳排放对于一个国家实际排放量的估算非常关键.国内外学者对贸易中的隐含二氧化碳排放做了很多研究,发现其价值很大,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严重高估.本文使用最新的2007年区分加工贸易进口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重新测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双边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结果显示,2007年中国因贸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4亿吨,远远低于目前的估计.2007年我国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只下降了4亿吨,为56.28亿吨,按照百分比看,贸易转移碳排放只占生产侧排放的6.6％.因此,中国隐含碳排放量实际上远远没有那么大,不应再强调贸易转移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而应该立足于我国自身的节能减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中国设立SPS措施对外贸发展影响的研究

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WTO成员国TBT/SPS通报数不断增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TBT通报数快速增加至世界前列,但是中国SPS通报数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凸现了中国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动植物安全方面的技术标准和法规建设的不足.本文认为,设立SPS措施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是中国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长期发展的需要,也关系到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国际形象,还可以作为应对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应将SPS措施作为对外贸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WTO框架内合理设立和应对SPS措施.进而,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贸易开放对碳排放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贸易开放影响环境污染的"三效应假说"为理论依据,运用修正的GML指数法将2000-2010年中国省级的碳排放分解为经济规模变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和投入产出结构变动三个部分,然后在控制变量内生性、时间趋势等因素的基础上分别对贸易开放进行回归,以检验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总体上增大了碳排放,主要源于正的技术效应,其次源于正的规模效应;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为负,但不显著;由于环境规制力度的中外差异,贸易开放通过恶化技术效率与前沿技术水平两种路径引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从而形成正的技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