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

随着竞争的加剧,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获取竞争优势、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的缺失,直接影响到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作为不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平衡、协调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是突破现有制度瓶颈、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     

浅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是由于我国历史原因、能源分布、地源优势等一系列原因所造成的。这违背了我国和谐发展战略,因此我们要寻求解决方法,逐步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本文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及对策进行了分析。     

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政府宏观调控与制度创新因素

本文从宏观调控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加速西部经济发展的思路和观点。笔者认为,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东部导向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使东部的“效率”超越西部的“公平”。与此同时,制度供给不均衡加剧了西部制度变革路径的依赖,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发展差别。需要通过西部地区制度创新,形成西部独立的竞争优势,以此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和良性发展。     

竞争合作:长三角与珠三角共赢

珠三角与长三角之间的动态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由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援性产业、地方政府政策和战略的不同,导致了区域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怕地区垄断和封锁,而不怕竞争或竞赛。地区之间激烈的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竞赛或竞争,是中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经验证明,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竞争关系,绝对不可能是所谓的“零和博弈”,而必然是“双赢博弈”,由此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起飞。     

安徽经济发展优势探析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对地区经济优势的综合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归根结底是各种经济优势的竞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主要是优先占有经济优势并充分发挥这些优势的必然结果。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模式之下却隐藏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外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会造成整个国家经济提升效率的下降。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繁荣与稳定。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缩小地域经济差距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对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因素进行一定的研究以弥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各地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均衡发展。     

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东西部关系

<正> 区域经济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区域经济问题中,东西部①关系无疑是目前最突出和最重要的。一、区域发展不平衡及不同的发展使命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综合考察可以反映出,我国东西部经济差异不仅是量     

中共中央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策略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以来,中国迅速崛起,融入全球化,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加速推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而在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其中最为紧要的是如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失衡,并且随着经济逐步发展,其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合理运用好区域经济理论,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成为中央解决经济问题的一大重难点.本文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出发,结合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分析2016年中共中央经济会议,从中解读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对策,并且表达自身对此问题的认知与感受.     

实施产业集群战略给区域经济带来的风险及对策研究

产业集群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形成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产业集群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区域之间的竞争形态由于产业集群的出现也发生了变化,更多呈现出整体性竞争的形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实施产业集群战略,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但我们应注意到:一方面发展产业集群有利于区域经济获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风险。在阐述产业集群对我国区域经济获取竞争优势的双重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规避区域经济中产业集群发展风险的战略举措。     

区域经济应摒弃“园区模式”

园区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已经导致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突飞猛进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国实现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实现的手段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其中，让区域成为竞争主体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主要经验之一。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促进了各地区爆发出很大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也让中国区域经济在现阶段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发展问题。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