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全过程,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改革直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资源再配置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逐步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通过在地方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经济的路径和绩效.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反常"关系研究

本文对1982—2004年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段研究结果表明,1982—1993年二者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证明是负相关的;1994—2004年二者的关系尚不明晰。整个样本时段内,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反常"的"U型"关系。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观点相悖,且也背离了普遍认同的"财政分权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对H.Davoodi,D.Xie,and H.Zou的两篇文章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改进;把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看作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并利用1986-2004年间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发现在1986-1990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1991-2004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我国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相符。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论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转型期的实证研究

以财政收支活动为具体体现的地方政府行为是在特定财政体制框架内,对财政资源在中央、地方和各微观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筹集和分配,其实质是对诸多社会利益主体产权边界重新划分、界定而使其达到均衡.笔者从包含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出了反映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Laffer曲线;并利用转型期分省宏观经济数据对Laffer曲线进行了实证检验,揭示出宏观税负过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Zhang和Zou（1998）与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n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财政分权实践的不断推进,财政分权理论研究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对财政分权后果的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是,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财政分权的利弊之争持续不断。因此,有必要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进而获取有益的启发。     

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效应研究综述

1956年Tiebout提出财政分权和地区间竞争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推动经济增长后,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关注。Oates（1972）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积极作用,而Peacock和Wiseman（1961）则认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在时间的演化上并没有简单的单调关系。但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和制度创新一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的决定因素（Lin和Liu,2000）。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原因研究。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区域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竞争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财政分权制度体系下,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选用西部地区的1995—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实证的结果指出,由于西部各省的地方政府竞争主要采取以支出竞争的方式,其对基础建设和大型经济项目的投入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支出竞争同时伴随着较小的乘数效应和较为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这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且会扩大地方政府竞争的负面效应,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竞争的负面效应更为突出,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增长。     

多级政府级次下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研究

笔者在巴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增长数理模型,说明政府级次划分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并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分别对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事权划分的合理性、最优事权划分标准进行了检验与测算.     

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财政支出结构政策与总量政策相比具有更重要的一面,它可以在不改变财政支出规模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然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得出我国的财政投资已超过最优规模,生产性财政消费与非生产性财政消费均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乏弹性.     

税收、财政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构建了基于财政支出、税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推导出在给定税收、财政支出政策的变化路径时,经济会达到"竞争性分散均衡",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显示,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总产出、消费、投资、政府投资性支出、税率、利息率、工资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国宏观税率为28.63%时达到最优值,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性。     

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合理安排财政支出的结构,从而保证其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文章基于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并以改进的经济模型,通过对我国1978-2006年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其在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失衡,进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给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方案.     

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利用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对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分区域看,提高税收分权度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消极作用。其原因并不是税收分权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消极作用,而是不合理的税收分权制度安排,抵消了分权带来的激励效果。因此,要提高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就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权关系,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关系,明晰各级政府的税权范围;理顺税费关系,规范制度外收入渠道,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基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最大经济增长率下的财政支出结构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东部、中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中部地区要合理配置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而西部地区支农支出远未达到最优支出规模,因此,更要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东、中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西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小;东、中、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均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这表明,三个地区行政管理支出有很强的产出弹性,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积极干预。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证上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测度了378对省际间的市场分割度,随后,利用1986~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经济分权、对外开放、FDI、相对财富、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和地理距离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重点研究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尤其是收入分权,而经济分权则降低了市场分割度,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此外,FDI、对外开放、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而相对财富的提高则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1978～2009年间的省际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28个省份农业TFP变动情况,然后考察了1978～2006年间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对农业TFP的影响。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总体上提升了TFP,其中经济性支出比社会性和转移性支出对TFP有更大的提升作用。此外不同性质的支出项目对TFP的拉动效应在区域间存在着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