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之七）--“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问。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

鄂豫皖苏区富农政策形成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及革命场域民众动员需要有莫大关系,而不同时期富农政策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又会形成相异的中共与富农博弈情况。总体而言,中共在乡村与富农总的博弈轨迹是,前期中共动员农民,包括联合富农打击能够拉动农民心弦的革命组织敌人豪绅地主、贪官污吏等,后期随着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富农政策转变,同时也为满足民众动员的需要,中共逐渐从联合富农走到联合、动员贫雇农、中农打压富农上面来。因此在整个鄂豫皖苏区革命运动中,中共与富农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半合作到富农抗争及全面受控的过程。纵观该革命场域不断“左”倾化的富农政策及其实践造成的中共与富农相异博弈关系,透视出苏维埃乡村革命时期中共民众动员策略并不精细,此时还是一种全赢全输的排他性零和博弈。     

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是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由城市陆续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其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实践有一个地方性因应特征,即由一个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向组织化动员转向的趋势.这种动员趋势大体可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其间的两难困境凸显了苏维埃革命本身的不可持续性.     

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新思想而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而其串联模式却极为本土化,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学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抱持的还是先前那一套动员模式,走精英主义路线来推展乡村串党、串团事业,虽然组织和发动群众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细枝末流.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偏向联络地方精英,之后才专注联络农民.转型的态势极为明显.国共分裂后,动员最广大农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共乡村革命首要目标已被提上征程.     

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术——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是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由城市陆续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其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实践有一个地方性因应特征,即由一个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向组织化动员转向的趋势。这种动员趋势大体可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其间的两难困境凸显了苏维埃革命本身的不可持续性。     

“背靠背”政治:反霸中的革命场景生成——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通过对皖西北临泉县反霸运动实践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一种经由反霸所形成的独特革命场景.以两个普通人革命与反革命间的身份转换,呈现了革命进程中个体身份的多变,以及乡村人在革命历史大潮中的无奈感.通过梳理政策框架里“霸”之界定标准的模糊性,以及反霸斗争会所出现的复仇主义倾向,文章认为,反霸的过程实质上体现了一种“背靠背”的政治运作逻辑.在这样的政治运作逻辑下,个体的政治身份是不确定的.     

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日常生产中的国家控制与基层实践——以对广州市TY厂的考察为例(1956～1965)

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人们呈现出了很高的劳动热情.然而,国家逐渐走向对现代化项目的偏执,通过官员强压、指标管理和政治运动等方式对工业企业的生产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直接生产者的需要却被忽视了.直接生产者亦通过各种策略来应对国家的控制和保障自身利益.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曾经的劳动热情逐渐为弄虚作假、舞弊营私、消极不安所替代.极端现代化项目的规划者往往将自己看得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这却反而损害了他们预期的受益者并阻碍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