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增长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大量环境问题,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品和外部性特征,使得环境污染无法依靠企业及个人自主解决,因此,需要由政府作为约束和激励主体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工具将产生环境的服从成本和违规成本,导致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面临环境保护提升与企业绩效下降的矛盾性困境。在环境成本提高的拉动与推动效应下,企业必将选择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行为,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和污染排放,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和谐统一。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盈余信息质量——基于传染效应视角

利用2011—2017年重污染企业数据,检验传染效应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传染效应强化了显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削弱了隐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规模较大、环境不确定性较低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企业,传染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信任能削弱传染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立法强度、环境补贴和公众参与是影响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主要环境规制。     

地方政府环境文件信号被定价了吗？——基于资本成本视角的检验

投资者解读环境规制文件中蕴含的治理信号并据此调整投资活动,是政府借助资本市场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衡量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文件信号强度。以2012-2020年A股重污染行业公司为样本,从股权资本成本角度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文件信号的资本市场反应。研究显示,随着政府环境规制文件中清晰性、强烈性和稳定性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对投资者吸引力下降,股权资本成本有所上升。该趋势在民营、大规模与非外资持股的企业中更显著。     

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上市企业排污收费的证据

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其会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排污费数据,以2011-2019年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和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中介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以及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分样本中更为显著。     

政府规制、股权结构与资本成本——兼谈我国公用事业企业的“混改”进路

政府规制是自然垄断行业尤其是公用事业企业独特的外部治理因素。引进社会资本是优化公用事业企业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研究发现:一方面保持"善治"的政府规制和合理的股权结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有利于社会资本深度参与股权结构改进,有助于公用事业企业形成资本成本较低、经营风险波动较小的态势;另一方面公用事业企业的资本"升级扩容"应该有一个"度",存在一个合理的阈值。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政府监管——基于规制理论的视角

本文选取2010年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159家企业的年度报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政府规制的角度,对样本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意识、内容、合格程度、质量四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在我国环境会计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监管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以期为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依据.本文认为,针对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意识还不够强、环境会计信息质量也不高的现状,我国推行环境会计需要以政府为导向,强制推动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最后对政府监管的改进措施提出了具体建议.     

基于DSGE模型的环境规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研究

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主要包含同质性家庭和异质性企业的小型经济模型,并在其中刻画针对企业排污问题的征税和收费两种环境规制政策,探讨征税政策下应对税率冲击、技术冲击时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反应,同时比较征税和收费两种政策下应对冲击时经济变量的不同表现.研究发现:征税政策下,税率提高能通过降低能源需求,减少污染型企业的生产活动并促进清洁型产品的消费来遏制环境污染;清洁型企业的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的正向影响更大,但污染型企业的技术进步使得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的幅度更大,持续的时间相对更长;面临税率/费率上升冲击时,征税政策使得经济波动更为剧烈,但控制环境污染的效果更为显著.     

地方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陕西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分析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为技术进步作贡献,然而政府对市场研发活动的支持尚存在一定脱节,使得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深受影响。本文在对陕西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时采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结果表明,陕西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整体的平均技术创新效率在0.5~0.6间,并且非市场化导向的技术创新效率明显高于市场化导向的技术创新效率。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后,本文发现,外资比重的增加更加有利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效率提高,然而境外的研发资金投入则表现出对非市场化导向的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更有利。陕西省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支持并不利于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成本规制与管控的探析

近年来,为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我国不断加强规模以上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据统计,截至2019年,国内开通地铁运营线路的城市达到40个,运营里程6,736公里。在轨道交通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轨道交通的票价不仅受到政府管控,同时也受到城市居民经济状况的限制,大多数城市中的票价低于整体的运营成本,从而形成亏损。本文深入分析运营成本构成和核定标准,提出轨道交通运营成本规制方法及控制管理策略,并形成政府补贴建议,以促进轨道交通事业的健康发展。     

自愿性环境规制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约束理论模型,选取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对自愿性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权变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考虑企业成熟度和盈利能力,发现其缓解作用仅在成熟企业、高盈利企业显著。分析权变影响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难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社会责任会通过U形调节作用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绩效评估体系及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多属性评价方法,客观评估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绩效发现: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不强,责任性有待提高,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在外部监管治理上整体水平不高。为此,必须逐步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合理的外部治理结构,依法提高金融监管的独立性。     

LPR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问题研究

如何借助金融发展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是新常态下促进我国动能转换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两部门经济模型,利用2005-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社会资本和金融从业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金融从业者作为高级人力资本是金融发展的主体,其规模效应是影响实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通过促进金融从业主体间的信息共享、相互沟通、群体认同以及团队合作进而提高金融创新效率并进一步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地区借助金融发展促进实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应在扩大金融从业规模以获得集聚红利的同时结合地区社会资本水平变化的趋势,稳步提升金融发展综合水平;此外,还应促进非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从而以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实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保险企业信用评级的有效性分析——一个交易成本的视角

保险交易成本包括保险合同执行成本、组织内部交易成本、保险监管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影响了保险交易的公平和效率,降低了社会福利。保险企业信用评级通过降低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能有效降低逆选择,减少道德风险,进而降低保险交易成本。在我国现有的信用体系下,加快建立保险信用评级制度,必须首先建立政策支持、制度支持、数据支持和人才支持平台以保证保险企业信用评级作用的有效发挥。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环保企业投资

本文以2010—2017年80家上市环保企业为样本,使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发展对环保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企业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使其需要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专门从事防污治污的环保企业成立,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投资的支持中主要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水平越低,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政府和金融部门在事后治理中对环保产业的投入越多,环保企业投资越大。     

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政府会计监管的界限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失灵是政府监管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文首先从市场入手,分析了市场失灵的原因.政府作为市场监管的主体,并非对市场介入越深越好,本文通过对政府监管的成本--效益分析,明确了政府监管的界限.适度的政府监管是一个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相互调适的过程,不能过于强调某一方或忽视某一方.最后,针对政府失灵的领域提出更换监管主体的思想,使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使会计监管兼顾成本--效益的原则.     

Ultimate Government Control Structures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We show that 70%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re ultimately controll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thereby indicating that state ownership remains widespread in China's stock markets. Three questions are considered that are related to government control structures and their impact on firm value: (1) how do government agencies maintain their control of listed companies; (2) what are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control structures on firm value; and (3) are these impacts different in local government and central government-controlled firms? We fi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ols listed compani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solel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SO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rade-off between political and agency costs, we show that firm value increases when some control rights are decentralized from the government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Moreover, decentralization improves significantly the performance of local government- controlled, but not central government-controlled firms.     

从国有独资企业负债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在近年城市破产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为忧患.本文试图用简单的统计方法从某地方国有独资企业的负债及其他一些指标中发现地方负债的规模、期限和偿债能力等问题.本文认为国有独资企业的偿债能力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是相挂钩的,地区债务水平目前暂处可控范围,光靠国有独资企业的盈利无法偿清债务.     

产业结构调整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经过多年发展,美国通过一系列监管法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和危机管理制度。2013年7月爆发的底特律破产案,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一个城市是如何陷入债务违约困境的现实。本文通过对比两个相似产业格局的美国城市的发展现实,探讨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影响,并对建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体系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