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房子与老子——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

老年人“无休止劳动”或“过度劳动参与”都会对老年人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探究有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关系，从家庭代际关系视角，解释了中国老年人“无休止劳动”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有未婚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存在“婚姻效应”，会显著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约3.3%~4.9%；且会通过房价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会增加有未婚儿子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还会显著增加家庭的购（建）房概率和因购（建）房而产生的家庭债务。在中国家庭代际文化背景下，子女“为结婚而买房”的社会现实很可能损害老年人的福利，政府应努力实现年轻人“住有所居”的梦想，保障老年人的福利权益。     

子女入园对流动女性的就业促进作用——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

在人口红利快速缩减和劳动参与率不断走低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女性劳动参与水平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本文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幼儿园入学年龄制度产生的准自然实验,使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考察了子女入园对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入园提升了流动女性的就业率,增加了流动女性的周工作时间,但对工作时间的影响仅在一孩样本中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托幼服务作为一种准基本公共服务,其就业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流动女性群体之中。进一步分析发现,户籍制度阻碍了子女入园就业促进作用的发挥,流入地户籍制度限制越严格,子女入园对流动女性的就业促进作用越小。     

女性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及其劳动供给效应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女性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及其劳动供给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家庭同住人数的增多和居住地为中、西部地区对女性生育二孩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初育年龄的推迟、家庭收入的增加、居住地为城镇等因素会抑制其生育二孩的概率;生育二孩会导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15%左右,具体而言,生育二孩会明显降低女性受雇的概率,但对其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且对低教育水平群体、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女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表明,生育二孩增加了女性的家务负担和儿童照管责任,进而对其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抑制作用,而利用隔代照管和托幼机构照管等方式有助于缓解生育二孩对女性劳动供给的不利影响。     

长期护理人才困境亟待打破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空巢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使失能老年人获得家庭照护的可能性逐步下降,对专业化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工作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机构中进行,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有学者研究发现,成年子女照料家中老人是以自己不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为代价来实现的,子女少时会使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一项对临终老人需要完全照料时     

城市智能化、居民劳动供给与包容性就业——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当前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多集中在企业劳动需求层面，较少着眼于居民劳动供给，更鲜有关注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的总体影响。本文基于2012—2014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提高了居民的劳动参与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具有“推拉效应”。一方面，城市智能化提升了居民对互联网信息的应用程度，产生了信息约束放松效应，推动居民劳动参与；另一方面，城市智能化促进了产业智能化转型，拉动居民劳动参与。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对年龄较大、多个孩子、收入较低、技能较低、农业户籍个体的劳动参与率影响较大，城市智能化驱动下就业更具包容性。同时，城市智能化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因此，要充分发挥城市智能化转型的“稳就业”作用，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协同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与共同富裕。     

劳动参与率与就业

正劳动参与率的含义在考察劳动力市场状况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多少人就业或失业,而忽视了劳动参与率也是反映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和)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劳动参与率的高低,一方面受到劳动者收入、家庭状况、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社会保障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劳动参与率过低,会导致经济活力的下降。北欧、西欧一些国家为了遏止那些有劳动能力的     

角色代偿意识与家庭照料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CGSS2012调查数据,考察了角色代偿意识、家庭照料两个维度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及其工资报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角色代偿意识越强,外出参与社会劳动的可能性越高,但对工资报酬的影响不显著;家庭照料的影响则要区分看待:学龄子女数量越多、或越认为养老责任在自己,女性社会劳动参与度越高,而对家庭成员的照料时间以及幼龄子女数量则呈负向影响.此外,学龄子女数量和个人养老态度会负向影响报酬待遇,但付出的照料时间越长,工资报酬反而会越多.稳健性检验证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和工资报酬会在户籍和代际上存在差异.     

江苏女性劳动参与率研究

女性劳动参与率稳定持续的发展不但有助于维护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稳定且持续的发展。研究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因素,既可以促进女性自我素质的培养及社会生存能力的提升,同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稳定有着积极作用。本文主要是通过对江苏省女性劳动参与率现状进行分析,并探究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在此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建议。     

家庭责任、工作时间与性别收入不平等

本文基于家庭视角探究了性别工作时间不平等的成因及其对性别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研究发现,家庭责任抑制了女性的劳动供给,扩大了性别工作时间差距;家庭责任主要通过扩大无偿家庭劳务时间、劳动参与率和岗位强度等路径的性别差异影响了性别工作时间差距。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分解发现,家务时间影响了劳动参与率,而劳动参与率差异是性别收入差距中禀赋效应的首要因素;以系数效应衡量的性别歧视对在职群体的性别工作时间差距贡献度超过90%。此外,性别工作时间不平等取代了工作时间定价差距,成为了阻碍性别收入不平等收敛的关键因素。因此,缓解因家庭责任产生的工作时间不平等,是未来收敛性别收入不平等、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向。     

失去与补偿：数字普惠金融对母亲劳动损失的缓解作用

典型的中国家庭分工中母亲通常较多地承担照料子女的责任,尤其在子女升学前,母亲往往会加大时间、精力的投入,因此可能不得不承受一定的劳动损失。本文从就业概率和劳动时间两个维度对此进行了论证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的就业概率降低4.47%、周工作时间减少3.26小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子女升学压力给母亲带来的劳动损失。进一步分析表明,母亲劳动损失主要发生在子女中、高考阶段,数字普惠显著地缓解了子女面临中、高考阶段压力时母亲的劳动损失,即中年女性群体能获得更多的补偿。本文补充了对隐性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验证了数字普惠对女性群体的惠及作用,从而为数字普惠金融和女性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父职参与和生育意愿

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和重大问题。不同于关注外部因素的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聚焦家庭内部,实证研究了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父职参与能够显著提高生育意愿,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在性别之间差异不大,但对不同世代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提高自身生活满意度和对配偶承担家务的满意度,以及减轻“母职惩罚”在女性收入和职位晋升上的不利影响,是父职参与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分析表明,父职参与在显著减少男性工作时长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女性工作时长,但对总体工作时长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父职参与不是简单的“看护者替代”,相较其他看护方式,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围绕提高育儿过程中的父职参与水平制定相关政策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     

数字经济与女性就业——基于性别就业差异视角

近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有待解决。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女性整体就业以及不同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女性整体就业,对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第二职业或副业均有提升作用;相比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效缓解了性别就业差异和收入差距;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个人层面能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地区层面能提高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促进女性就业。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解决女性就业难题并缩小性别就业差距。     

性别不平等观念束缚了女性就业？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证据

性别不平等观念涉及到男女之间的分工、能力、婚姻及家庭角色等多个方面,是影响女性就业和劳动绩效的根源性因素。本文采用CGSS2017数据,从个体、地区、“重要他人”三个层面检验了5种典型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分工观念、能力观念、婚姻观念、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程度越高,地区层面性别不平等观念越盛行,不仅显著降低了女性就业参与,还对女性受雇于固定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和全职就业产生差异化的负面影响,导致女性收入越低。通过稳健性检验和采用“三八红旗手”占比作为工具变量估计表明,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参与和收入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仍然稳健。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更加普遍。教育人力资本在性别不平等观念与女性就业参与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间接弱化了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参与的约束。家庭中作为女性“重要他人”的丈夫对性别不平等观念认可度越高,大男子主义越强,同样会抑制女性就业参与。     

配偶收入如何影响自身生活幸福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配偶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的两种影响渠道:经济支持渠道和收入比较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配偶收入对自身幸福感分别产生正效应和负效应,综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进而,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微观数据,我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配偶收入和自己的收入均对自身“潜在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配偶收入的影响程度小于自己的收入.这表明,就对幸福感的影响而言,自己的收入和配偶的收入并不完全是同质的.第二,对年龄较大的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配偶收入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而对年龄较小的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配偶收入的正向影响则是显著的.这表明,人们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及自身收入水平的高低是配偶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的调节变量.     

数字经济、家庭创业与行业收入差距——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

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会直接影响共同富裕战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的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U形影响关系。从异质性来看，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关系在男性劳动群体、个体和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较显著，但是在女性劳动群体、国有及事业单位中则不显著，与第二产业负相关，与第三产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呈倒U形关系。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创业水平在数字经济与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关系中发挥了明显的中介作用。     

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中国的教育收益率逐渐下降，教育收益率有助于缩小中国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2）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对低收入个体的影响更大；（3）城镇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城乡效应将加剧城乡收入差距；（4）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区域效应将加剧区域收入差距。总的来讲，教育收益率虽然会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但会扩大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     

中国家族企业子女继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实证方法探求了子女继任家族企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的结果表明:(1)子女的内部职业志趣、企业的优势与前景和家长期望对继任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子女的内部职业志趣影响最大;(2)子女的外部职业志趣,企业问题与危机,家族矛盾和冲突及市场就业机会对继任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一系列的背景变量也会对子女的继任意愿产生影响。研究显示,男性继任者比女性继任者的继任意愿要高,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的继任意愿要高。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资产越多,子女的继任意愿就越强烈。     

全国工商联：四万亿并未惠及中小企业

近年来，中国女性人才的数量有了显著提高，女大学生比例达到49％以上，女硕士博士比例不断上升，各职业领域女性逐步增多并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激励女性加快成长的社会环境日益优化，中国女性参政议政的范围更加广泛，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也显著提高。但是，中国高层次女性人才的成长，与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还不相适应。     

空气污染影响了居民的生育意愿吗?

在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剧与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社会背景下,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意意愿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将城市层面的空气污染数据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相匹配,本文从生活环境质量的角度考察了空气污染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空气污染程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女性想再要孩子的数量与可能性。从作用渠道来看,空气污染主要通过损害生理和心理健康、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进而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根据粗略测算,年均空气质量指数每上升1单位,将会导致2015年全国医疗保健支出增加约478亿元。异质性分析表明,空气污染对生育意愿的负面作用主要存在于收入较低、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最后,研究还发现,空气污染还会进一步影响居民实际的生育决策行为。文章为政府从环境规制的角度降低人们的养育成本,从而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提供了理论支撑。     

员工参与全面质量管理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员工参与是成功实施TQM的前提,现实中员工参与率低,有必要研究员工参与TQM行为的影响因素。本论文旨在通过对成功实施TQM的企业的实证研究,找出影响员工参与TQM行为的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员工参与TQM行为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