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匮乏、目标多维条件下的乡镇政府运作

受小农经济有限税赋的制约,传统时期的我国基层官僚组织遵循简约主义逻辑,通过借用乡土社会的自治机制来应对财政资源匮乏和乡村治理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镇政权不仅未能摆脱财政资源匮乏的困境,反而被置于一个赶超现代化的压力型体制之中;与此同时,乡土社会的变迁使乡镇丧失了简约主义的运作基础。在此背景下,乡镇被置于资源匮乏与压力型体制的多目标、高指标,以及资源匮乏与乡村社会的治理需求的矛盾中,并因此形成了乡镇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     

如何实施乡镇综合配套改革

乡镇政权是国家在乡村社区设置的基层组织，上联“国家”下接乡村社会，“国家”通过乡镇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治理，农民也主要通过乡镇政权组织与“国家”发生各种关系：目前，中央把推进乡镇机构改革，逐步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来抓是很有意义的。李亚华同志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与思考，对如何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进行了探索，有一定参考价值。     

乡村治理：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农村建设、村民自治、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乡村治理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但乡村社会自主性缺乏、乡村组织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又是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要早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需要构建相应的乡村治理机制。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应该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培育乡村治理的主体、完善乡村治理的协商互动机制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浅谈乡村关系失范与治理

分析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公共管理组织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面.体制及制度上的缺陷造成乡村两级公共组织为各自利益进行博弈,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过度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失范的主要原因.完善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培育自治性组织和提高乡村人员素质是治理乡村关系失范的必由之路.     

“合作共治”——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模式

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政社分设、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演进发展阶段.新形势下,“乡政村治”面临着二元权力不能有效衔接、利益主体不能合理平衡和多重关系不能科学协调等现实难题,使乡村治理陷入了一定的治理困境.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共治”态势,实现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对接和融合,是走出“乡政村治”面临困境的一个优化模式.     

乡村振兴的家国情怀及其对乡村治理的有益启示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和国家战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制度、乡村治理、乡村文化的历史变迁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效借鉴。乡村振兴可从"家国情怀"的顶层设计进行研究,家族情感构成乡村治理的血缘纽带,家乡情结构成乡村治理的地缘凝聚,家国情怀则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基层结构。从家族、家乡和家国三个层次推进当前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社会工程,必须对乡镇级政权、村民自治组织和乡村社会各种组织进行改革和整合,使之形成科学合理、功能齐全、和谐协调的乡村治理结构。     

嵌入性治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

本文主要探讨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关系,分析了其背后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而揭示社会网络嵌入对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深刻影响。近代东北商人群体过深地嵌入地缘性社会网络,从而在组织上表现出地缘封闭性。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在乡村基层社会却表现的可圈可点,不仅牢牢掌控商品流通网络,而且还有效参与了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基本掌控县、镇级商会组织,并通过土地投资和人情借贷等方式深深嵌入到乡村社会网络之中,凭借由此获得的人脉、信用和信息,在基层市场的博弈中取得优势;二是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绅在身份上多有趋同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对农村基层网络参与是多途径的:或通过其控制的商会组织、或通过其在乡村中的代理人,或在与乡绅身份趋同后直接以后者身份参与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治理。这种治理关系源自于巩固其行为嵌入乡村社会网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需要,并且是在嵌入乡村社会过程中通过与乡绅在利益和身份上的趋同性而最终实现的。     

乡镇财政视角下的乡镇政府自治道路研究

乡镇政府是我国政权结构的最基层,是连接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的纽带,背负着治理与发展地方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我国乡镇政府的行政权力有七项,旨在放权乡镇,让乡镇政府有一定的自治权。乡镇政府要想实现自治,就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乡镇政府在财政自治的落实方面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本文针对乡镇政府的"财政自治"发展现状展开论述,列举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自主治理: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缺乏适当的制度安排,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当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问题,结合中国国情以自主治理方式来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深远意义。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策略选择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现状是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经济贫困陷入恶性循环,农民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乡村文化亟待革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为此,应当改革乡镇政府,明确乡村治理的价值取向和指导原则,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治理模式,准确定位政府作用,更新治理观念,调整财政支农结构,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建设乡村文化。     

乡村治理中农民协会的定位和作用

随着我国乡村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诸如农民协会等各类农民组织不断发展。农民协会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公共治理的参与人、公共产品的供给人,是乡村公民社会壮大的结果,而其存在也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治理中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     

共同富裕视域下旅游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框架、典型案例与对策建议——基于“高质量空间生产”框架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紧扣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充分调动各类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制度性、利益分配和城乡二元制度等诸多问题,对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主体的组织重构、乡村治理格局的优化、治理关系的整合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从旅游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进行探究,阐明旅游参与实现多维“乡村性”价值回归的“三风”治理模式,并构建旅游影响下乡村“高质量空间生产”框架;以此为理论框架对共同富裕的赋能过程进行解构,并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村为例,对旅游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进行演绎。乡村“高质量空间生产”的机制解构与案例分析,表明旅游参与乡村治理模式更应注重乡村生态宜居的长效发展,突出乡村经济振兴与文化振兴相统一,并发挥乡村资源利用与人才利用的双重效应,提供一个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生态—经济”良性循环互动的平台。     

集权体制下乡村治理结构的功能与绩效

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是集权体制。其功能表现在：完成了国家在乡村的政权建构,奠定了权威主义政治动员基础,控制着农民的行为,实现了国家权力意志。其治理绩效是：乡村社会呈超稳定特征,乡村经济缓慢增长。     

探讨公司治理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会计政策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科学、严密的公司治理对它的引导和控制。当企业组织不完善，缺乏必要的内部和外部控制时，会计信息就可能成为内部人控制以及欺骗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工具。没有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就不能保证会计政策选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会计信息质量就得大打折扣，公司治理各相关利益主体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流域水污染治理中组织对长期环境绩效关注的研究

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各种参与组织对长期环境绩效关注的差异性与组织自身的利益组合密切相关。流域治理的特征、政策环境、组织域和组织结构等因素，通过时间和注意力两个重要的变量影响组织利益组合。     

英国的北极政策研究

文章首先分析了英国在北极地区的环境安全利益、能源利益以及经济利益,通过这些利益诉求来总结归纳英国近年来主要的北极政策,进一步对中国的北极政策制定作出建议。英国的北极政策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科研、经济以及外交等领域,并在逐步完善这些领域的北极政策,以便更好地参与北极治理。     

基于“国家与社会”分析路径的中国农村治理变迁研究

农村治理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门热学,对农村治理变迁的研究可以说就是对农村政治发展的研究。现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路径,将历史上中国农村治理的发展历程分为乡绅自治时期、政权下渗时期和政权控制时期三个时期,深入分析各个时期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关系,探索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乡村治理的深层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今我国农村治理现状,提出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推行"乡镇自治"的理想式论点。     

浅谈实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定义就是指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推动乡村社会更好发展。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中,实际隐含着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及体制本身就阻碍对乡村治理效率及乡村治理创新。针对这一个隐含的基本判断,文章提出了一系列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现过程中隐含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分析了成因,并给出了解决这些在实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相应的解决对策。     

伪满财政的畸变——兼论伪满政府对乡村经济的脆弱控制北大核心

本文以伪满统治时期地方财政体制的变迁为切入点,探讨其对乡村社会经济的脆弱控制。伪满政权具有殖民化和法西斯军备化二重特性,因而其财政政策始终呈现出高度中央集权化特征,地方财政体系缺乏自主性,且规模比率严重失衡,不依靠中央财政的大量补助金就无法维持。在这一背景下,伪满政府通过街村制向农村基层社会进行行政扩张,而地方财政体系却无法支撑上述行政扩张。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伪满当局试图通过建立“国民邻保组织”的方式,将两个原中央直属部门与基层政府强行捆绑嫁接,以提高其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但是这一做法却带来了行政业务数量的激增。结果,伪满政府始终无力改变其乡村基层组织行政控制脆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