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产业升级效应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融入程度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融入程度较高.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与制造业整体内部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不同类型的要素密集型产业,其内部升级效果却存在明显差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升级效应显著,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却不显著.在继续发挥传统要素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需尽快寻找具有高端要素竞争优势的产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新的途径.对不具有技术优势的产业,应努力提升其技术吸收和再创造能力,推动中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向全面扩散发展.     

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价值演进及因素决定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分别在细分制造业以及按照要素密集度特征分组两个层面上,测算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总量、国内服务增加值及国外服务增加值。结果显示:(1)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增加值率有逐步提高之势,并且这种变化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间具有差异性;(2)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来自国内服务投入的增加值在服务增加值总量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但从动态变化角度看,国内服务投入增加值主导地位有"弱化"迹象,国外服务投入增加值地位有提升趋势,而且这种变化趋势同样存在部门差异性;(3)从决定因素看,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程度、服务贸易开放度、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制造业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但对内涵国内服务增加值和国外服务增加值影响具有差异性。     

生产服务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借助模糊C均值聚类法把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结构不合理。采用完全消耗系数度量生产服务化水平,分析表明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服务化水平较高,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类别主要是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批发和零售服务,金融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以制造业增加值率度量转型升级,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GMM回归方法,估计生产服务化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中的作用以及不同服务类型作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生产服务化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单一类别的服务投入对转型升级的作用都不显著,但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开放型技术双元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13个子行业1853家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构建Translog模型，分析开放型技术双元及其不同技术组合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攀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有效平衡与吸收开放型技术双元形成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进口竞争引致的要素替代成本，促进中国制造业GVC攀升向高技术探索与开发组合的内生驱动转化。技术开发成为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充要条件，技术探索为充分不必要条件。在竞争效应和协同效应双重作用下，内资企业高技术开发组合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驱动力，受技术门槛和技术控制约束，技术探索只有在内资企业具有足够开发能力时才能对价值链攀升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双元组合催生形成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多元化路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赖进口竞争攀升的低技术双元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较高的外资吸收效率对母国开发与跨国开发技术组合吸收更具适应性，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竞争攀升特征；技术密集型行业积极的母国探索倾向与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形成技术协同攀升特征。     

中国制造业双向FDI是否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以制造业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的正负效应为切入点,考察行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双向FDI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细分行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行业技术水平对单向FDI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并且双向FDI良性互动显著加强了这一作用,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仅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并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仅能扩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向FDI的正向效应;由于外向FDI、双向FDI互动仍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暂时无法有效通过行业技术水平来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正向作用;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加强有助于同一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体现出国家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支持效应。     

区域对外贸易与制造业产业结构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

利用2000—2010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出口和进口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出口与资源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行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行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出口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与之相反;三大区域的进口均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三大区域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投资和技术进步;东部地区的FDI、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的FDI没有促进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我国制造业结构转型与经济效益提升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运用主因子分析法(PFA),对我国制造业29个行业的经济效益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经济效益水平严重落后于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制造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与产业结构转型未能同步。在此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分别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2007—2010年间的相对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以Malmquist指数衡量)及其构成情况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发现两类行业的相对生产效率具有显著差异,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效率水平高于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但规模效率大大落后于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两类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均处于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及其动因存在差异。最后针对分析结果,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以上海为例

文章基于上海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就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异质性相联系.具体而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三种要素密集型行业就业的提升都有显著影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有积极作用,但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而交通运输仓储争邮政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三种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影响的替代效应高于促进效应.最后,指出了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提升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研究1985—2007年我国各省区及东、中、西三大地区资源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是否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实现动态升级,并采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方法分析各要素对不同类型行业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浙江、上海、天津、江苏、福建、四川、湖北7个省区的比较优势实现了动态升级,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比较优势行业没有实现升级;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外商直接投资和规模经济使其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地位进一步强化,东部地区的这些要素使其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中西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升级与制造业增加值隐含碳——来自浙江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2001—2017年浙江制造29个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研究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贸易利益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即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度下降。出口技术升级、贸易开放显著地降低了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能源强度、人力资本、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等因素导致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长。交叉项检验表明,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显著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外商直接投资、煤炭消耗占比、资本劳动占比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导致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加。     

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中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条款文本,使用自然语言文本处理法量化了中国各行业在FTA中TBT条款的合作水平,实证研究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各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TA中TBT条款分别从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制度质量三个路径促进了中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进一步分析发现,FTA中TBT条款对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明显,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更容易受FTA中TBT条款的影响。中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FTA中与贸易伙伴国的高水平TBT条款的谈判协商,充分发挥其对各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同时重点关注对FTA中TBT条款敏感度较高的行业。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行业异质性及收敛性测度

中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呈现收敛趋势。利用TiVA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采用附加值贸易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度。结果发现,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经历了3个阶段（GVC1.0、GVC2.0、GVC3.0）,在GVC1.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不断下降,在GVC2.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加速上升,在GVC3.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稳步上升。构建全球价值链位置收敛计量检验模型,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β发散和条件β收敛。研究结论可为促进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迈向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提供新证据。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是增加值创造过程中重要的中间品投入,对农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OECD AMNE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细分生产性服务来看,专业与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投入均能显著提高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运输和储存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一定正向影响,而信息和通讯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有负向影响,对后向参与度则有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产业链上游对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数字技术发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了吗

结合数字技术特性,以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为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影响机制及作用特点。在测度2012—2019年中国214个地级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产业融合程度基础上,探讨数字技术发展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水平提升会显著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在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技术的作用强度具有区域异质性,且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在非技术密集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数字技术通过技术进步和信息平台两种方式并以技术创新效应与市场需求效应为传导机制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技术作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内在机理,深化对产业融合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的理解,拓展数字技术在产业应用中的研究。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     

Once again “smile curve”: Is chain upgrading possible?

The geographic fragmentation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value-added and the position of production stages along with a global production/value chain, known as the “smile curve” as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sugges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added and production stages across more than 34 sectors over 40 countries for two different periods, 1995–2011 and 2000–2014, by taking into account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easures of production stage and country-sector heterogeneity. In the first step, we utilize the decomposition methodology of Wang, Wei, Yu, and Zhu (2017) to track the production stages across country sector. In the second step, we test our hypotheses by employing the fixed effects (FE) estimation techniq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added content in output and backward length exhibits a U-shaped distributional pattern. The significant results for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ndicate the potential of economies to benefit from the functional upgrading along with production stages. Our general conclusion regarding production chains is also valid for stages mainly related 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GVC), especially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Furthermore, capital intensit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ppear to be crucial factors for improvements in process upgrading. Given the robust and positive impacts of chain upgrading in all countries considering both the total production process and GVC part, industries should exploit the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value-added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