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视角的劳动收入份额分析

本文分析了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变化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运用2001—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重工业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一方面,工业结构偏重化直接降低了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导致在日益增加的国民收入蛋糕中,劳动要素所分享到的比重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实施诱致资本利用型技术进步产生,偏离了我国要素禀赋,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智能制造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智能制造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嵌套的CES生产函数来构建含有智能制造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框架,刻画智能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通过构造智能制造指标体系和“标准化供给面系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智能制造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替代弹性决定了智能制造－劳动扩展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方向。根据“标准化供给面系统”发现智能制造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替代弹性为互补关系,使得智能制造－劳动扩展型技术最终偏向于智能制造,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智能制造发展提高了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但要素之间的互补关系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本与智能制造产生超额需求,提高了资本和智能制造所得,限制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因此,应完善收入保障机制,如降低劳动所得税收,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劳动者的福利保障,同时也要加强对劳动技能的培训,使得与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相匹配,进而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是否会降低企业绩效

本文旨在考察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理论模型构建,选取1998—2018年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时间段、地区、企业性质、人均资本水平等方面对劳动收入比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在上市公司的制造企业层面,劳动收入占比明显偏低,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并存在时间、地区、企业性质、人均资本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劳动收入占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影响企业产出,进而影响资本收益率;二是通过分配机制影响资本获得相对收入的多少,进而影响资本的收益率。为了促进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发展有效平衡,要大力提高劳动要素的议价能力,纠正简单将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绩效二者对立的观点,并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环境变化合理处理二者关系。     

劳动收入份额、内外环境与企业绩效

分群体探索收入分配影响后果是合理构建收入分配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199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在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且当前成本效应占主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成本效应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劳动保护通过激励效应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过度自信放大成本效应使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缓解成本效应从而能够缓释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绩效；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有助于缓和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员工管理、企业发展战略角度为企业应对劳动成本上升提供相关建议，从微观层面为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参考。     

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

本文利用股权分置改革作为自然实验来研究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对中国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股权分置改革一方面会激励管理者通过"高薪引才"来应对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资本流通性的增强会减少"工资侵蚀利润"现象,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结果表明,后者的作用占据主导,改革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表明,改革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非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改革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显著,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显著;改革显著降低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并没有影响管理者的劳动收入份额。     

中国劳动和资本税收负担及分配效应

正确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实现共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税收是调节劳动和资本收入分配的重要制度。各项税收最终被劳动和资本负担，并影响收入分配。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税收归宿理论和模型，全面测算了我国2002—2018年间各项税收对劳动和资本形成的税收负担及对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资本税负一直高于劳动税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税负上升，劳动税负下降。其中，劳动的间接税负担持续下降，劳动的直接税负担持续上升，劳动总税负呈下降趋势；资本的直接税负担远低于资本的间接税负担；在各项间接税中，企业所得税最有利于降低劳动税负、增加资本税负。税收的要素分配结果显示：间接税具有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资本收入份额的作用，直接税则相反，综合来看，税收总体上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企业所得税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贡献率最大，年平均贡献率达到66.22%。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兼论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

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于欧拉方程分解的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平均工资率;同时,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时滞和就业扩容会遇到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使其并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初次分配更偏向劳动。不过,长期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带来的产出收益和就业吸纳回归到正常区间,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将逐步衰减,甚至会将经济体再次拉入劳动收入份额低位徘徊的“泥潭”。因此,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同步,对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     

市场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世界银行对中国12400家工业企业2002-2004年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考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重点讨论要素与产品市场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论文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信贷配给,会导致企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工作激励方式、劳动者的谈判力量也会影响劳动收入水平和份额.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FDI、劳动异质性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不同技能劳动的划分一直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也是难点之一。文章创新性地采用模糊聚类方法测算了我国第二产业中各行业的劳动高技能性,推算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FDI等因素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高技能劳动一般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工资比率的提高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2)FDI引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具有负向影响。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之谜:技术进步还是结构转型？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上升，这与全球趋势相反。利用我国2007年至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行业内与行业间贡献率分解，结果显示其主要来自行业内增长。对工业、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基于生产侧均衡并使用两步FGNLS方法估计的工业与服务业CES生产函数参数表明，当资本劳动替代率大于1时，全行业范围内的劳动增强型技术提升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主要原因。基准模拟结果能够解释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31.56%以及服务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80.98%，该结果与我国近些年实施的一系列民生保障措施有关。研究结论支持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而非大多数文献提到的结构转型，这为我国科学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劳动收入份额"U形"演变规律的新解释: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

当前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已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更多地从产业结构、制度和劳动者谈判力等角度展开分析,相关观点对某一特定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却无法诠释世界范围内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为此,文章从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重新审视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成因,采用供给面三方程标准化系统方法测算了全国及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结果显示,中国的技术进步整体上呈现资本偏向性,即更有助于提高资本边际产出而恶化劳动收入分配地位.文章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方法检验了要素禀赋结构、技术进步方向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发现,要素禀赋结构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决定了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演变规律,即劳动收入份额随劳均资本的增加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转折阈值约为6.381万元;我国多数地区处于U形走势左侧,只有部分地区跨越了门限值而进入到劳动收入份额上升通道.因此,若要有效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应关注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     

贸易开放、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我国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中国2001-2010年贸易开放、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可见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贸易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影响,技术进步则表现为负影响。除此之外,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效应的因素还有国有经济、产业结构及人力资本;而外商投资、资本产出比及银行部门扩张对其有负影响。从空间溢出效应看,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外商投资和银行部门扩张在空间上具有溢出效益,其他变量的空间溢出效益不显著。     

通往共同富裕之路：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

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企业ESG建设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动力。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的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融资能力低、外部治理能力弱、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重塑要素投入结构、改善融资约束和治理能力是ESG建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边界,为新时代如何深化企业ESG建设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何持续下降?——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从金融发展视角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首先基于文献探讨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利用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金融发展的总指标,还是分项指标皆与劳动份额有显著负向关系,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控制内生性、异常样本点和指标定义等潜在问题,上述结论也是稳健可靠的。本文评估了金融发展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为破解当前我国经济的消费-投资结构困境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沪深港通制度实施的外生冲击,考察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1）沪深港通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标的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2）当标的公司外资交易活跃程度较高或股价信息含量提高程度较大时,二者正向关系更强;（3）降低债务成本及提升研发意愿是沪深港通制度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4）前述正向关系只在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高新技术行业及劳动与资本要素更多呈互补效应时显著。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何持续下降?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从金融发展视角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首先基于文献探讨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利用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金融发展的总指标,还是分项指标皆与劳动份额有显著负向关系,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控制内生性、异常样本点和指标定义等潜在问题,上述结论也是稳健可靠的.本文评估了金融发展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为破解当前我国经济的消费-投资结构困境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劳动收入份额为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本文系统梳理了文献中关于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并讨论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标准。即使数据口径一致,劳动收入份额也很难完全符合Kaldor事实。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格局最根本的因素可归纳为经济结构转型、有偏技术进步、产品和要素市场扭曲三个方面,其他因素可通过它们间接地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实证分析倾向于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多由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解释,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差异还可解释国家间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同,而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则更多由产业结构变化所致。对有偏技术进步的探讨中,已有研究多围绕要素替代弹性和要素增强系数的估计以及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实现展开。市场偏离完全竞争造成的扭曲也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产品市场上,垄断和企业追求利润之外的目标均是代表性因素;要素市场中,重点讨论的则是劳动和资本的谈判能力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等。     

投资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证据

投资税收激励不仅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也会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带来要素收入分配方面的后果。本文利用2004年东北增值税转型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建三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投资税收激励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受到增值税转型政策影响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及之后有明显下降,主要影响机制是增值税转型通过鼓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估计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与劳动总体呈替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