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蓄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广义的储蓄率能够全面反映一国的积累情况,对于宏观经济调控具有广泛的政策意义。本文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变动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静态均衡分析和动态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储蓄率变动的长期影响因素以及短期波动性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经济制度变迁与人口结构是长期影响储蓄率变动的主要因素,而且经济增长对于储蓄率的影响在1995年之后显著增强。短期内,我国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但从长期来看,我国储蓄率将进入持续下降阶段,并趋于平稳。     

中国转型期的投资:一个模型的应用

利用哈罗德－多巴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转型期的投资问题，得出了如下的基本结论；（1）要使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的水平上，居民储蓄率至少应达到20％左右；（2）投资结构与方向是否合理，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不宜过分泻染对投资规模的控制，而不顾投资的结构与方向。     

安徽省经济发展黄金律稳定状态的实现

选用和计算1995～2010年相关经济变量和数据,利用计量统计软件E-views拟合索罗模型,得到安徽省经济产出基本函数,并测算出安徽省黄金律稳定状态下的储蓄率水平。安徽省要改变经济发展中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实现黄金律稳定状态,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致力于集约型经济建设;努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增长——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分析

动态效率是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核心问题。论文基于Diamond模型,讨论了宏观经济最优资本存量的黄金律规则,并利用AMSZ准则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与消费的关系以及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可以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消除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和促进消费,进而使经济增长由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向依靠消费主导的模式上来。     

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中国高储蓄率

论文以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１）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２）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３）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储蓄率与内需释放研究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高储蓄率加剧了内需不足。在利用储蓄率这一政策工具来实现增加消费、释放内需时,并不能只是简单的高低调整,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居民消费。应该用消费这一标准来评判,针对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策略：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在不影响经济增长情况下,一定范围内降低居民储蓄率,从而增加消费;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应该在一定时期内,至少不降低居民储蓄率,进行消费积累。     

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动员储蓄是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削弱了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这种政策在长期内降低了私人储蓄率,不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化能通过利率、收入、资产选择效应等多种机制提高私人储蓄率。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推行金融自由化运动。选取1992—2006年为样本区间,通过对中国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银行自由化对提高私人储蓄率作用是显著的,且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     

从我国国民储蓄率看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以储蓄为变量，借助于代际交叠模型，全面分析了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测算出我国理论国民储蓄率的取值范围，这一理论与根据现实求得的国民储蓄率比较，指出在我国需求约束型经济奈件下国民储蓄率明显偏高，做实个人账户的选择并非万全之举。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分析

动态效率是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核心问题。论文运用Diamond模型,讨论了宏观经济最优资本存量的黄金律规则,并利用AMSZ准则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与消费的关系以及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可以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来消除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和促进消费,进而使经济增长由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模式转向依靠消费主导的模式上来。     

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动员储蓄是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削弱了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这种政策在长期内降低了私人储蓄率,不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化能通过利率、收入、资产选择效应等多种机制提高私人储蓄率。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推行金融自由化运动。选取1992-2006年为样本区间,通过对中国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银行自由化对提高私人储蓄率作用是显著的,且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     

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的关系能检验出经济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增长.新古典模型预言了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形式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储蓄率却对经济增长率有长期的增长效应,本文利用我国的经济数据分析出了储蓄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影响,同时也论证出了我国整体经济具有内生增长的特点.     

房价增长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使用200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房价增长率与居民整体储蓄率的关系。持续增长的房价可能对个人、家庭储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实证结果显示其对整个社会居民的总体储蓄率影响微弱且不显著。居民的本期储蓄决策会根据上期储蓄情况进行调整,如果上期储蓄率过高（低）,本期会适当降低（提高）储蓄率。此外,居民储蓄率对利率及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较为敏感。     

中国储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之原因探析——基于权力(资源)结构和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呈不断上升之势,其中,居民储率平稳增长,政府和企业储蓄上升明显。储蓄率的上升给中国经济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现有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性别比例失衡、政府和企业收入增加、房价快速上涨等因素导致了中国储蓄率的畸高和上升。而本文认为,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权力(资源)结构失衡和地方政府之间为GDP而展开的竞争,因为以GDP最大化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竞争会导致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重资本、轻劳动"、"重城市、轻农村"、"重投资、轻民生"、"重国企、轻民资"等问题,并且权力结构失衡会导致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论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当代西方储蓄率理论的评价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储蓄论进行了大量研究，西方对储蓄率的研究总体上不适合中国，结合当前实际展开储蓄率研究是中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居民高储蓄率根源的实证分析

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早已引起各界的关注。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常规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是造成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因此,应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加大二次分配中居民福利的占比、降低基尼系数,启动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再认识——基于修订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在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如何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对我国近期最优税收负担率量值的大致估计

有关我国实际税收负担率的高低及其走向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文章首先从衡量税收负担率的指标体系、税收负担率区问选择的理论模型等问题出发，对世界各国税收负担率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对我国近期最优税收负担率的量值做了大致的估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税收负担率一直稳定在10％～18％的水平，这与我国目前能够接受的最优税收负担率已相当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有限的财政收入得到更为有效地利用应该成为我国今后财税体制改革考虑的重点。     

资本分类配置国家角色变化过程中内外储蓄的调整—对中国高储蓄率与高外汇储备率的一个解释

2000年以来,中国的总储蓄率、总储备率出现了显著的、快速的双增长。本文通过总储蓄率、总储备率二者在不同国家群体条件下的考察,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揭示了总储蓄率、总储备率的正向线性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结合部分资本分类配置国家在角色转变过程中储蓄率的异常升高、储备率相应地升高的现象,推断出内外储蓄一致调整的规律。从模型表示的趋势来看,在资本分类配置国家这个群体里,从198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现实资本投资"倾向前列的国家,并非是"货币资本投资"类型国家。中国较高的外汇储备率,是与很高的储蓄率相适应的。     

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2006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农户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导致农村储蓄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储蓄率的生命周期特征并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