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配结构调查研究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财富不断累积,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总量和结构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微观的视角研究居民叠融资产构成和影响因素凸显重要。基于镇江市居民金融资产的调查问卷数据,我们研究发现：储蓄依然在镇江市居民金融资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是基金、股票、国债和保险;居民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和收人水平等特征对居民金融资产持有结构有明显的影响。     

住房价格与居民风险偏好

基于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和省级层面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住房价格对居民风险偏好的影响,发现房价水平和房价上涨都显著提高居民的风险偏好。具体而言,在房价水平高、房价增幅大的地区,居民的主观风险偏好态度和客观风险偏好行为显著提高;当居民没有住房贷款、对房屋具有完全产权时,房价对居民的风险偏好影响更强;居民健康状况和拥有房屋数量对房价与居民风险偏好关系的调节效应相对较弱;区域性住房价格与居民股市参与度的关系,也进一步表明住房价格能显著提高居民的风险偏好。     

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北京市16区居民的抽样调查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转变,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局限于经济因素。基于此,利用2017年对北京市16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数据,采用OLS估计方法,分析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和人际信任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和社会公平对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大于非农业籍居民,而人际信任对非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却大于农业籍居民;非城六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受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内核层信任和外层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城六区居民,仅有中间层信任的影响程度是城六区居民大于非城六区居民。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通过对居民储蓄存款影响因素的分析,建立居民储蓄存款理论函数和计量模型。利用1995—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居民储蓄主要由收入水平和物价指数决定,收入水平与居民储蓄明显正相关,而物价指数与居民储蓄呈总体负相关。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状况研究

社区居民参与是居民作为社区建设的主体积极主动参加社区公共事务的制定、管理及运作的行为和过程。通过研究社区建设和居民参与的理论,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公共事务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居民参与和社区建设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居民参与主体、参与路径等居民参与问题,进一步探讨出发展居民参与管理、强化社区相关功能以及提高社区相应治理能力的相关对策。即处理好政府、社区以及社区居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展各类社区组织,建立层级分离的社区工作体系,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社区自治的组织管理体系。     

外地人口流入与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是影响政府再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因素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居民再分配偏好数据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外地人口比重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外地人口流入显著抑制了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同时,农业户口的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受外地人口流入的影响要大于非农业户口的本地居民,外地人口流入对本地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本地居民中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机制研究表明,外地人口流入对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具有异质性传导机制。一方面,外地人口流入通过提升本地居民的风险规避偏好和降低本地居民的公平信念强化了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另一方面,外地人口流入也会通过提高本地居民的向上流动预期和降低本地居民的群体信任来抑制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比较研究——以九寨沟、庐山和周庄为例

应用定量分析手段,比较不同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差异,深入探讨影响不同旅游地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感知因子。通过对九寨沟、庐山和周庄三个旅游地居民的访谈调查,运用因子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九寨沟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整体评价更好,更支持旅游业发展;周庄居民对旅游开发的经济收益和成本感知相对较弱,而对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感知相对较强。回归方程揭示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依赖以及对旅游开发影响的正面感知是居民支持旅游发展最稳定、最重要的因素。居民感知与态度可以看作是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示器,今后应逐步建立基于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旅游地管理评价体系。     

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满意度评价实证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理论,构建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个人能力发展、居民思想进步、居住条件改善和生态环境破坏5个方面,对旅游扶贫试验区阜平县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发现:(1)地区经济发展、个人能力发展、居民思想进步与旅游扶贫满意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生态环境破坏与满意度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其中,居民思想进步对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感知影响最大,其次为生态环境破坏、个人能力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而居住条件改善对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感知较弱。(2)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对旅游参与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转型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研究揭示出,必须将解放居民的思想作为关键的扶贫内容,真正让贫困群众有参与感、成就感、尊严感。同时,要加强政策扶持,建立人才培养机制,提升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能力。     

户籍状态与居民生育意愿——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

城乡融合使越来越多的居民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户籍状态的转变可能对居民抚育子女成本和观念等产生影响,进而改变其生育意愿。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验证了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正相关关系,探讨了户籍状态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和机制。相比于农业户口,非农户口和农转非均会显著降低居民生育意愿,后者的影响程度弱于前者。机制检验表明,户籍强化居民事业平等观念、弱化养老观念和自我感知的社会阶层流动,降低居民生育意愿。因此,政府部门需更多关注家庭抚育子女的成本、心理压力、阶层晋升渠道和机会公平等问题。     

南京市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移动信息的使用对居民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分析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是开展居民时空行为特征研究的重要基础。以南京市居民个人移动信息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多元回归等方法研究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指数和影响因素,分析了南京市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大部分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指数集中在0.3—0.5之间,调查样本的移动信息化水平指数总体上呈正态分布规律;在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相对集聚的地区移动信息化水平相对较高,移动信息技术对产业的布局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移动信息化水平产生较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年龄、月收入、学历对移动信息化水平影响较大。     

环境规制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理,使用CFPS2012、2014、2016三年微观数据所构成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不断提升,因而环境规制是增进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动力源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2.66时,居民主观感知的环境状况转优使得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即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感知效应存在。增强环境规制还可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健康效应和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创新效应两种方式间接地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健康效应的作用效果强于创新效应。相比中低收入人群、重污染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增强环境规制对高收入人群、轻污染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突出。     

国内居民出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区域格局

利用描述分析、相关分析与Logit出计量分析方法,结合10743份有效调查问卷,探讨中国国内居民出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和区域格局。研究发现：中国国内各地区居民的出游意愿已普遍较高且影响因素较多,休闲度假、游览观光是居民出游最关键的目的,经济收入、闲暇时间有限是制约居民出游的最关键原因,各地区居民出游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沿海地区已进入休闲度假引导居民出游的时代,内陆大部分地区居民出游仍出于游览观光需求。应以提升旅游消费能力和旅游产业竞争力作为引导居民出游的关键因素,优化以休闲度假、游览观光为主体的多样化旅游项目,重点改善旅游信息缺乏、旅游市场混乱、旅行社服务不满意等限制居民出游的显著性影响因素。     

四川省阆中市居民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认知调查研究

为了了解四川省阆中市居民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健康知识和危险因素的认知情况,为开展COPD的健康教育和科学防治提供依据,在阆中市内,采取多级抽样策略,抽取400名以上的居民,采用自制问卷,实施COPD认知情况的横断面调查。结果表明:回收有效问卷407份。在所调查的阆中市居民中,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不同的居民对COPD的认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10%(41/407)的居民表示非常了解COPD,26.7%(109/407)的居民表示完全不了解该疾病,71.01%的居民认为开展COPD早期筛查非常有意义。从而得出结论:阆中市居民对COPD的认知情况一般,仍需加强对COPD的宣传教育,提升居民的认知水平,从而降低COPD的发病率,达到节约医疗资源的目的。     

居民杠杆率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

推动居民消费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之一。文章基于家庭层面研究居民杠杆率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利用2019年CHFS微观调查数据就居民杠杆率对城乡、不同地区和高层次消费内部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如下结论：（1）居民杠杆率能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对高层次消费内部结构的影响具有差异性;（2）居民杠杆率能促进城乡消费升级,但对农村地区的促进作用比对城市地区要强;（3）居民杠杆率对不同地区消费升级具有异质性,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弱。鉴于此,建议提高农村居民和西部地区居民借贷便利度,控制东部地区居民负债水平,培育多层次、丰富多样的消费市场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中国居民家庭电力需求弹性研究

居民电力需求弹性的估计对于学者研究居民电力消费行为和政策制定者进行电力需求侧管理和政策分析都至关重要。文章采用ARDL模型对全国层面居民电力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第一,我国一直对居民用电实行低电价政策,昂贵的补贴政策导致了电力的过度消费;第二,1980——2011年间,中国居民电力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389,收入弹性为0.601,居民电力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因此,直接提高电价会对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两点都表明我国有必要对居民用电实行阶梯方案。     

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乡贤信任的前因影响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以乡贤信任为前因变量的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作用模型,共获取434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 22.0和Amos 24.0进行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居民参与意愿,而且能够通过弱化居民消极旅游影响感知间接影响居民参与意愿;乡贤信任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机制具有前导作用,乡贤信任分别正向影响居民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参与意愿,乡贤信任负向影响居民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乡贤信任与居民参与意愿之间存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多重中介作用。     

近十年来陕西居民生活质量时空变化研究

文章在对居民生活质量内涵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考虑到部分历史数据的不可获得性,结合陕西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状况,建立陕西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能反映西部大开发政策近十年来实施情况的2000年和2009年这两个年份相关数据为依据,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确定权重方法,对陕西各地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定量化评价,进而对近十年来陕西居民生活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居民生活质量方面,西安市一直位居榜首,商洛市一直位居榜尾,并总结出陕西省居民生活质量变化特点有三:(1)各地市居民生活质量差异显著,并将不断加大;(2)各地市居民生活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3)区域居民生活质量分级格局仍以关中第一,陕北、陕南等级发生变化。最后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我国居民储蓄利率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首先对利率变动与居民储蓄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然后选取2000年1月到2010年12月的数据,利用VAR模型,就我国居民储蓄利率敏感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居民储蓄和存贷利率之间的变化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居民储蓄对存贷利率变化并不敏感。居民储蓄利率敏感性差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行为、企业行为、银行行为和居民行为还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最后对提高储蓄利率敏感性提出政策建议。     

家用光伏发电政策认知与需求的调查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上海地区居民对光伏发电及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和真实的政策需求,旨在构建引导居民投资光伏发电的激励机制。通过调查发现,光伏发电政策推广的渠道较为单一,居民对光伏发电了解程度较低,对光伏发电的投资需求较弱。为激励居民投资和使用光伏发电,未来的光伏发电政策应考虑如何降低居民的前期投入成本、缩短成本回收期限,并做好配套服务。     

蚌埠市居民幸福感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对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判断,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蚌埠市居民幸福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及其主观影响因素和客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为提升蚌埠市居民幸福感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