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重组的正确路线

企业并购应该遵循属地化、行业化、国际化这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不顾自身条件,超越发展阶段的并购容易失败。 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手段是产业并购与整合。并购整合的目标是获得产业发展上的规模效应,并不注重并购中短期利益。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能源企业发展道路

本文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分析了法国电力、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公司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揭示了大型能源企业在工业化中期以来,在本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依据经济发展阶段与大企业关系理论和经济与能源关系理论,分析了工业化阶段中能源企业做大做强的客观必然性。结合我国2030年以前社会经济与能源发展呈现的特点,为我国能源(电力)企业发展道路选择提出一个新视角。     

三维视角下非公经济人士与企业发展关系研究——基于扬州市300位非公企业业主的调查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制度框架和经济发展新的阶段,非公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新的企业家阶层的成长。为探讨非公企业主与企业发展关系,通过对扬州非公企业主的调查,从精神和品格、经济、社会和生活三维角度探讨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认知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又运用回归和交互分析方法发现非公经济人士的来源和学习状况对企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由此可见,非公企业发展需培养引导继任者、鼓励企业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做大"企业向"做强"企业转变。     

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及其对策

一、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1很多企业在观念上还处于传统的人事管理阶段，缺乏创新意识。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转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查分析，我国多数企业人才资源的制度主要关注的是技术和操作层面的问题，缺乏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人力资源规则，对人力资源管理缺乏创新精神。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在企业成长生命周期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分工逐步深化 ,企业一般主要通过追求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两条途径来降低经营成本 ,从而使企业逐步壮大。同时 ,企业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两者中进行选择时是应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成长阶段而有所差异 ,这更能使企业做大做强 ,永保活力。     

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历史的回顾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指导下进行的,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议题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据此将40余年国有企业改革分为四个阶段,以回顾理论与实践互动共进的辩证运动。在“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第一阶段,政治经济学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理论;在产权制度改革为特征的第二阶段,政治经济学发展了所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在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第三阶段,政治经济学建立了公有资本理论,发展了在国有股份资本和公司法人资本两个层次上加强资本管理的理论;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注重推进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体系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进行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步伐不会停息。     

集团资金管理模式初探

资金是企业经营的血液,资金管理在企业财务管控中处于核心地位,良好的资金管理能够促进企业合理进行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企业实现战略目标.一旦企业资金管理无法匹配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必将带来企业内部资金配置的矛盾,降低企业效益甚至导致资金链断裂,发生企业倒闭的风险.本文从不同企业发展需匹配不同资金管控模式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不同企业发展阶段所需要的资金管理模式,为我国集团企业资金管理模式做了有益的探讨.     

中国手机产业因何兴起

中国手机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跨国公司已经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制造加工基地甚至研发基地,本土品牌也从初创阶段进入到发展壮大阶段.手机产业政策应该进行调整,调整思路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促进本土品牌做大做强.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利于吸引外资,有利于强势本±企业的成长,有利于移动通信业的发展和提高消费者的利益.     

国有企业规模化发展与组织结构的思考

发展是国有企业的重任和使命,也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企业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抢占市场制高点。而企业做大做强,必须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企业的生产规模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企业战略发展目标又决定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本文简单介绍了国有企业发展规模化的必要性,然后讨论了国有企业发展规模与组织结构的关系、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最后讨论了组织和战略与国有企业发展的辩证关系。     

对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思考

针对民营企业要求做大做强的趋势，指出必须首先解决“先做大还是先做强”的战略性问题；提出了企业强大化的3种模式，并进一步得出企业发展循环模式；指出我国民营企业目前普遍处于“做强”阶段。     

政府支持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种子期产出效益的影响:企业关键要素的中介作用

近年来,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和帮助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更好地发展。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手段有助于种子期企业实现平稳发展并获得较好收益,但企业能否存活并取得成功是由其技术、财务、管理等要素决定的。通过构建政府支持政策-企业关键要素-高新技术企业种子期产出效益理论模型,以大连市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作用机制进行验证,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日本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实践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最近出现的瘦肉精、塑化剂、海上漏油等事件清楚地表明我国企业在社会责任管理方面还有很多缺陷,与国外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本文主要研究了日本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发展阶段和日本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特点.本文把日本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阶段分为2000年以前探索阶段和2000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研究了各阶段代表性的事件和代表性的活动,并进一步总结了当前日本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特点:即社会责任管理过程形成社会责任管理循环和社会责任管理的人员、过程及内容的全面性.本文最后从企业、行业协会、政府和媒体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借此通过对日本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研究,希望能够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     

乡镇企业开展环境审计的几点思考

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多处于起步阶段,自身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加之乡镇企业环保意识较差、相关法律不健全等原因,在发展时往往不惜消耗大量资源,破坏环境,正逐渐成为主要污染源之一。适时开展环境审计加强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以哈尔滨周边地区乡镇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例,探讨乡镇企业开展环境审计的必要性,开展环境审计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点建议。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基于潍柴集团的案例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促使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产物的嵌入,在二者的催化下多端颠覆性创新成为企业转型新常态,而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颠覆性创新形成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以把握数字时代契机,打造企业新型竞争优势是可拓展的研究问题。本文以潍柴集团为例,依托于颠覆性创新理论,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对象,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制以及形成路径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要经历驱动、转型以及多元三个阶段。驱动阶段,企业受内外驱动因素影响,启动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转型阶段,企业以生产模式转变与组织结构演化为行动路径,通过对企业内外的数字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多元阶段,通过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颠覆性创新进行创新外延,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完成颠覆性创新转型。     

金融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吗

基于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现状,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于国有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民营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更加有助于其研发投入;金融化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研究阶段支出有促进作用,而对开发阶段支出有挤占效应。     

新时期我国民营企业职业生涯管理的意义与特点分析

从职业生涯管理的内涵出发,分析我国民营企业职业生涯管理研究与实践的现状,讨论新时期我国民营企业的职业生涯管理研究的重要意义,包括: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民营企业发展现状的要求;是民营企业人力资源及管理独特性的要求;促进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完善等。进而从企业性质、所处成长阶段、人力资源特征三个方面分析新时期我国民营企业的职业生涯管理的不同特点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科技金融政策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来自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以北京市科技企业为调查对象，对科技金融政策促进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各分项政策效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财政补贴、金融监管、服务平台、税收优惠、科技保险、风险投资、科技担保、科技信贷政策；政策资源配置在不同产权类型、注册资本、行业类型、员工规模、资质类型、成立年限和年营业收入之间的均衡程度不同；政策激励偏重于创业明朗期和成熟期实力雄厚的企业、区级高技术企业以及国家战略扶持或市场需求较强行业，对创业危险期和成长转型期企业、市级高技术企业、风险较高行业激励性较弱。因此，建议政策优化时处理好以下关系：助强与扶弱、需求与供给、优先与平衡、创业与后劲、管制与放开、独立与协同。     

基于R&D经费筹集来源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

从效率的角度出发,采用基于串联的两阶段DEA模型测算2011-2015年30个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整体效率及其子阶段（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R&D经费筹集来源对工业企业创新不同阶段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整体效率2011-2014年呈上升趋势,并在2014年达到峰值,其中,转化效率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按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平均研发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工业企业成果转化效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从R&D经费筹集来源看,政府以税收补助的方式更能促进企业技术研发效率提高,而在技术成果转化阶段则企业自有资金能显著促进转化效率提高,政府直接补助对企业总体效率和各阶段子效率都起到负向作用。     

中国上市电商企业综合绩效研究——基于生产运营和资本运作视角

针对中国部分电商企业处于亏空运营状态,净收入为负值的现象,本文构建了一个能处理含负值评价指标的两阶段动态BP-SBM模型,将其用于评价我国47家上市电商企业2017—2019年的综合绩效、生产运营绩效和资本运作绩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电商企业的综合绩效偏低,同类企业间的综合绩效差异较大,同一企业的综合绩效波动较大;企业的生产运营绩效普遍显著高于资本运作绩效,企业的资本运作绩效低下是造成其综合绩效偏低的主要原因;零售电商、产业电商和跨境电商三类企业中,零售电商的资本运作绩效最高,跨境电商的生产运营绩效最低;生产运营绩效和资本运作绩效双高的企业占比较少。因此,中国上市电商企业应努力提升其综合经营水平,注重生产经营绩效与资本运作绩效协调发展。     

共享产出关联视角下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测度与分解

绿色研发投入活动是整个绿色创新链的前端环节,工业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是中国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阶段。通过构建包含共享投入、共享产出和中间产出的两阶段DEA模型,从技术开发和经济转化两阶段视角出发,对中国31个省份的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区域发展差异较低,东部地区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东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转化的效率均值优于技术开发的效率均值,技术开发效率水平低下是绿色研发投入整体效率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