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Hummels和Klenow (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0-2013年中国农产品HS-6分位贸易数据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的贡献,但扩展边际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借鉴Chaney (2008)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农业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主要影响集约边际,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有显著负面影响.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5—2010年CEPIIBACI数据库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层面上将中国农产品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然后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运用混合OLS、随机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了影响贸易增长的多个变量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所占的比重只有15%左右,但发展迅速,因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可变成本、自由贸易协定、经济冲击、农产品中间品属性等因素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新新贸易理论"为研究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成为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新维度。文章运用2001-2011年中国与30个主要国家(地区)的HS-6位数细分产品贸易数据,在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细分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要素,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主要归功于集约边际的拉动作用,与扩展边际相比,集约边际更具有"绝对主导、小幅震荡、稳步增加"的特征;不同贸易成本构成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不同。总体上看,"距离在消亡"的同时,与一国实体经济相关的成本因素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扩展边际则更多地受到外部冲击以及文化、法律等软环境因素的影响。     

贸易成本、企业出口动态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2000-2005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层面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出口企业数量)与集约边际(单位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描述了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和二元边际结构,并考察不同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2000—2005年间尽管扩展边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增长仍大部分是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大实现的;各种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程度不尽相同,经济规模、距离和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流量。     

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与稳定出口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理论模型,本文认为转型国家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原因与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越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扩展边际越小。利用Tobit模型对1995-2009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效应确实存在。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不完全相同,表明要提高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将目标市场从传统高收入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     

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以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1996-2011年我国对十六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微观层面出口数据,将出口增长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促进机构对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集约边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比驻外使领馆对出口增长发挥的效力更为明显;贸易促进机构对中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产品。因此,我国应增加贸易促进机构的数量,尤其要增设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以蔬菜出口为例

采用Hummels和Klenow（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3—2011年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来自扩展边际的贡献,但集约边际在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后发现,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价格边际的贡献相对较小,表明中国蔬菜出口还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不仅各自影响因素不尽相同,而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也不相同。     

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研究述评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微观数据,成功的在同一框架下分析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形成二元边际结构、影响因素和福利效应三个方向的新进展,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文献,但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和新的现象:二元边际定义的不一致、细分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析视角的趋势、综合福利效应不显著的挑战、对扩展边际稳定出口效应的质疑。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提出未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旨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数字化投入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现有研究还持开放态度。文章首先以1995-2018年TiVA数据库与CEPII BACI数据库为基础,分别测算了中国数字化投入水平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然后使用PPML方法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化投入水平越高,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小、扩展边际越高;接着以2000-2014年WIOD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数字化投入有利于扩展边际增长、不利于集约边际提高的经济效果确实存在,且这一结论在分贸易伙伴收入等级差异的所有子样本中都成立。     

国际分散化生产导致了扩展边际增长吗?——来自中国出口产品层面的证据

本文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中1996～2005年HS-6位数产品层面的中国出口贸易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其中总出口的扩展边际份额在减少,而制造业出口的扩展边际份额在增加.同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可知制造业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的程度日趋加深,这正是导致制造业出口扩展边际增加的主要原因.运用引力模型考察中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在总产品和制造业贸易中,贸易国的GDP与出口扩展边际显著正相关,两国之间的距离与扩展边际负相关,而不同的出口目的国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积极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有利于中国出口沿着扩展边际增长,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三元边际分析框架对21世纪以来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拉动,价格提升和种类增加对出口的贡献很小.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对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的经济规模对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对价格边际存在显著负影响,而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对汽车产品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行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对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对价格边际存在显著负影响.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保持目前出口数量带动出口增长的同时,必须通过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工艺水平和培育自主民族品牌等手段,提高出口的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汽车产品出口的持久竞争力.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相对出口结构的非对称性影响——来自产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分析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借鉴Kancs(2007)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考察2004-2007年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谷物磨制品制造业双边相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相对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相对扩展边际,抑制了相对集约边际,且对相对扩展边际促进要大于对相对集约边际抑制。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稳健。另外,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相对扩展边际,抑制相对集约边际;而中国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相对集约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却显著抑制相对扩展边际。由此,文章认为中国应根据贸易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需要,选择有针对性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和国际合作。     

跨境电商与中国出口新增长——基于信息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双重视角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贸易新业态,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全球贸易格局,中国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定量分析中国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出口的总体性和结构性影响,并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2012年后各项跨境电商产业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相关类别出口增长约4%—9%。通过对贸易流的结构性分解,发现跨境电商产业政策能够促进出口沿着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实现增长,对扩展边际的作用更加显著,对集约边际的作用略显滞后。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跨境电商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信息成本,促进出口在扩展边际上的增长;另一方面强化规模经济,促进出口在集约边际上的增长。本文为理解跨境电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为发展贸易新业态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提供经验证据支撑。     

贸易成本如何影响贸易扩张路径——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二元边际考察

依据Kancs改进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构建了不同贸易成本对贸易扩张路径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和20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和发展数据模拟估计固定和可变贸易成本对贸易扩张的二元化路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2003-2009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与可变贸易成本相比,出口固定成本的下降更能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这一结论反映出当前中国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明我国未来的贸易扩张路径应向贸易扩展边际方向转变。     

关于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文献综述

由于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不能全面解释贸易增长的原因,因此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尝试运用新新贸易理论并结合二元边际方法研究贸易的增长。然而将二元边际运用到研究农产品贸易中的成果仍然不多,尤其是在国内更少。本文对国外的农产品二元边际文献进行了梳理,旨在对采用二元边际方法分析我国农产品出口有所借鉴。     

贸易便利化与FDI对中国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

笔者将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并利用中国1995年~2010年HS-6位数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和FDI对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双边贸易便利化对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的影响,并且中国贸易便利化作用较大,而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价格边际影响不显著。FDI对三元边际都存在正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数量边际。识别各因素的作用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和质量的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持。     

建交时间与企业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出口目的地视角

本国和出口目的国的联系越强时,企业因了解国外消费者对自身产品的需求以及建立销售网络而造成的固定成本越低。固定成本越低,企业进入该市场的概率和出口值就会越高。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的农产品企业层面的出口数据,从出口目的地视角考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时间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出口目的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西部民族地区边境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与经济增长研究

文章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的出口边际分析框架,将西部民族地区边境出口贸易的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发现该地区边境出口贸易的增长主要通过集约边际来实现,扩展边际的作用十分有限。通过计算1996年至2010年该地区总体及各省区边境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认为这种数量扩张型的边境出口贸易较为有效地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最后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个维度提出了拓展西部民族地区边际出口贸易空间的具体对策。     

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际?——以反倾销为例的经验研究

已有考察贸易边际影响因素的文献大都强调了贸易成本的重要性,但并未明确考察贸易成本组成要素各自的作用。贸易成本中包含的贸易壁垒因素会显著影响贸易的增长方式,因而考察贸易壁垒对贸易边际的影响能揭示出贸易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本文聚焦于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壁垒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所产生的影响。在考察期内,内涵边际稳步上升,而外延边际具有较强的波动性。从总体上看,外延边际的年均增长率显著低于内涵边际的增长率。计量结果稳健地表明,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出口增长的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并且反倾销措施对外延边际的抑制效应要大于对内涵边际的抑制效应。为保证对外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各界需要探寻内外均衡的发展路径,同时积极应对贸易壁垒,将贸易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发展边际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国内和国外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分解的影响，探究了它们的作用差异、具体特点及影响渠道。本文研究发现，国内和国外政策的不确定均显著阻碍了中国出口贸易及其广义边际、集约边际的发展，且前者作用格外突出。同时，控制了经济运行周期、经济危机的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比较稳健。此外，扩展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对中国出口的作用还依赖出口市场特点、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出口沉没成本等因素。最后，本文还利用微观数据进行了简单的机制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