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才流入是否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

根据相关经验研究及理论模型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度。利用2006-2013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与地区FDI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同时,国际人才流入与企业经营环境及地理集聚水平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国际人才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和较高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对FDI区位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上述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力及促进我国FDI区域分布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同时也对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区位分布——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04年省级地区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和区位特征变量一道触发了FDI的初始地理集聚,而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后果会被持续加强,导致了FDI在我国省级地区的不均衡分布。(2)从长期来看,单纯的税费优惠手段对FDI区位选择整体上不起作用;各地区在交通、通讯和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各地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并导致科教文卫等软件公共物品投资不足;此外,旨在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制度优化竞争对吸引FDI流入也具有积极作用,应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为各地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除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以外,FDI的区位选择还要受到地方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等区位条件,以及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     

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内,考虑第三方效应并从城市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少有涉及。本文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国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85—2005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区的1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全样本154个城市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周边城市的FDI增量可以增加某城市的FDI流入量,周边城市的市场规模越大某城市的FDI流入越多,各城市的FDI流入也受到周边城市FDI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对三大地区内部、三大地区之间及长、珠三角与三大地区之间等不同子样本的FDI空间效应的检验,发现东、中、西部地区FDI的主导类型分别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和水平型。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制度变迁

本对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简称FDI)和制度变迁的分析表明，二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FDI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发展则进一步加深了FDI区位分布上的非均衡。我国中西部地区应通过积极的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进而以FDI的流入推动制度变迁，实现制度变迁和FDI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均衡发展。     

我国FDI区域分布的区位条件及其地理溢出程度的经验研究

依据企业选址理论,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29个省FDI的区域分布的区位条件进行了经验研究。一方面证明了各地区的经济总量、劳动成本、市场化水平、累积的FDI和开放程度等区位条件是决定FDI区域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哑变量的作用却不显著。另一方面证实了中国FDI区域分布的空间依存性的存在,并对我国FDI省际区域地理溢出的程度进行了估计;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有关各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吸引更多FDI的政策建议。     

FDI、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制造业集聚——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制造业集聚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将地区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或低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同时也发现,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明显快于内陆地区,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就要求不同地区在吸引FDI促进制造业集聚的过程中,要提高本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从而有利于这一作用的更好发挥。     

中国省域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首先采用熵权法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2001—2016年的环境污染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其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Moran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分析FDI和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结果表明:FDI、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且FDI与环境污染有强正相关关系,FDI集聚度高的地区,污染集聚也高。使用空间计量模型(SEM,SLM)进一步分析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FDI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FDI在地理上的集聚对当地或邻近省域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此外,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提升就业者平均教育年限、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加强经济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     

环渤海地区FDI区位分布变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FDI在环渤海地区的分布状况,根据历年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当年该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例,将其分为了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987—1991年、1992—2002年、2003—2012年。利用1987—2012年环渤海五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时间段,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也不同。具体来说,在1987—1991年间,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在1992—2002年间,除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外,沿海的地理位置对FDI的流入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2003—2012年间,集聚效应、劳动力素质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入的影响更大。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中国2005—2018年的26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以FDI为中间变量,分阶段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在环境规制减排效应中的作用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环境规制的增强对FDI的流入整体呈现正向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处在第二个拐点之后,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全国、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在环境规制的减排过程中显著发挥了间接影响作用,环境规制的增强会增加具有“污染光环”效应的FDI,减少具有“污染天堂”效应的FDI。因此,各地区应坚持招商引资与污染防治并举,通过提高环境标准,加大对企业排放水平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FDI在环境规制减排过程中的间接作用,进而改善环境质量。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分位异质性——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促进我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以及补链、固链和强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工信部最新认定的5批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刻画其区域和产业分布特征后,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研究了“小巨人”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在不同集聚分位上的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1)不同批次“小巨人”企业区域分布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且总体呈现东部地区遥遥领先,并高度集中于五大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聚集特征;行业分布则呈现制造业超过半壁江山,但比例轻微下降,生产性服务业比例稳步递增的趋势。(2)产业基础、经济环境、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小巨人”企业集聚水平,且上述因素对于不同分位集聚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3)产业基础和政策环境仅对低集聚度“小巨人”企业集聚水平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小巨人”企业集聚度提升无显著促进作用,不存在“大者通吃”现象,人力资本水平对“小巨人”企业集聚度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营商软环境仅对高集聚度“小巨人”企业集聚程度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两者的影响均随集聚程度提高而增加。     

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外溢效应:对中国区域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本文运用空间统计学MoranI指数法和β-收敛模型分析了中国31个省级区域和八大区域的FDI聚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中国省域FDI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区域经济增长在时空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效应;(2)空间相关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贸易及外资等经济活动频繁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31个省域区际吸引外资的空间不均衡,空间集聚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理区位(距离)产生的空间成本降低,但地理特征将深刻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集聚的中心和外围关系;(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重要,但它却不能轻易改变经济地理的规则,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引资格局。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聚集非均衡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空间统计学Moran I指数法和β-收敛模型分析了中国31个省级区域和八大区域的FDI聚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中国省域FDI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区域经济增长在时空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效应;（2）空间相关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贸易及外资等经济活动频繁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31个省域区际吸引外资的空间不均衡,空间集聚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理区位（距离）产生的空间成本降低,但地理特征将深刻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集聚的中心和外围关系;（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重要,但它却不能轻易改变经济地理的规则,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引资格局。     

中国FDI区域分布决定因素的动态演变与地理溢出程度——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空间依赖性已得到越来越多文献的证实,但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文献都忽略了这种空间依赖性,直接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无法令人信服。文章利用最新发展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区域FDI决定因素的动态演变,在模型中纳入空间效应后,发现:①模型的估计结果比OLS估计更为稳健;②吸引FDI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但作用已弱化,然而新经济地理所揭示的贸易成本、集聚效应等传导机制的作用日益凸现;③相邻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地影响FDI的区域分布,一省FDI的增加对相邻地区FDI流入有正向影响。     

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以FDI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为视角

本文在FDI区位选择第三方效应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对1987-2010年我国29个省市的FDI区位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显著存在;同时分地区检验显示东部地区第三方效应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分阶段检验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中部崛起战略对FDI在我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产生显著作用,两大经济战略导致我国三大区域FDI形成新的分布格局,且各区域内部协调性逐渐增加.     

集聚效应与FDI区位选择: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影响FDI区位分布的产业集聚效应受到了广泛的理论关注,包含产业集聚效应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也逐渐被引入到FDI的区位选择分析中来。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包括两条主线:一是在扩展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跨国厂商地理集聚和扩散的分析模型;二是结合传统的区位优势理论,基于FDI全球布局的经验数据,对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据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文章对上述两个研究线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就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文化差异、地理距离与主要投资国在我国的FDI空间分布格局

构建了考虑空间滞后因子的引力模型,采用2001—2010年我国各省份国别FDI数据对文化差异及地理距离对我国FDI空间格局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各国在我国范围内的实际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明显的"路径依赖"和集聚效应,文化差异与FDI的关系日益表现为明显的"S型"关系,并且其对我国FDI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日益凸显;而地理距离对各国在我国各省的FDI的影响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减弱趋势,但临海省份吸收各国的FDI所具备的优势却在增强。     

中国FDI区位分布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2002—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探讨了市场规模、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部省市,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FDI的流入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效率工资与FDI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效应在起作用。东部省市的引资实践表明外商在决定投资区位时,越来越看重软环境。     

人文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偏好

文章通过建立多国竞争博弈模型分析了人文差异对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机制,构建了基于面板数据的FDI区位选择偏好两步估计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118个国家(地区)1992-2010年的中国FDI和人文地理数据估算了各国及地区对中国FDI的偏好程度,检验了人文及地理差距对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国与中国的人文及地理差距对投资国的FDI选择偏好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并且人文差异的作用要远大于地理距离。拥有共同语言是提高各国对中国FDI偏好的基础,而增强价值观认同则是提高各国对中国FDI选择偏好的重要推动力。     

影响FDI区位选择因素的Panel Data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近年来.中部地区吸引FDI规模加大,但FDI在中部六省区域分布又表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在FDI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根据中部六省2000-2009年统计数据,采用Panel Data模型,对FDI区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固定投资水平、GDP、集聚效应仍是中部FDI的主要引向因素,而第三产业比值及研发支出的相关性相对较低,说明中部地区吸引FDI仍处于"数量型",对外资的质量水平重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