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财政支出与城乡人口迁移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住房保障影响人口迁移的内在机理，然后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大样本数据，从地区层面和个体层面实证分析住房保障财政支出、不同类型保障性住房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对比分析群体差异和城市差异。研究发现：住房保障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乡—城人口的迁移；住房保障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城镇定居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购置型保障房的影响比租赁型保障房更显著，租赁型保障房对城—城迁移人口的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只有在房价收入比超过合理标准的城市，租赁型保障房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才显著。因此，需要对住房保障支出的重点地域、保障方式等加以审慎选择。     

城市家庭住房自有率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普”数据的研究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自有率的整体上升趋势日渐受到关注,但少有对住房自有率地区差异的研究。在使用"六普"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对中国城市家庭住房自有率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城市家庭住房自有率在不同省份之间呈现较大差异;房价收入比、流动人口比例和失业率对其均有显著负向影响;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婚人口比例、家庭规模对其则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讨论了以上研究发现的政策涵义。     

城市家庭住房自有率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普”数据的研究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自有率的整体上升趋势日渐受到关注,但少有对住房自有率地区差异的研究。在使用“六普”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对中国城市家庭住房自有率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城市家庭住房自有率在不同省份之间呈现较大差异;房价收入比、流动人口比例和失业率对其均有显著负向影响;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婚人口比例、家庭规模对其则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讨论了以上研究发现的政策涵义。     

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2019年中国25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推进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和实现机制。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供给对于城镇化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公共租赁住房对于推进城镇化率的影响效应大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狭义的保障性住房的影响效应大于低价商品房以及其他更广义的保障性住房。机制分析表明，保障性住房供给主要通过预期效应对城镇化率产生影响，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保障性住房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和效果。着力推进保障性住房供给以解决“住有所居”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应当有针对性地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并从扩大供给、全国统筹、协同推进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与测度——基于大连市的调查数据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逐步成为影响城市管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对大连市1017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公共服务、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区参与和身份认同5个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测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从具体维度来看,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程度较好,而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有限,其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区参与的融合程度呈现出依次下降的趋势。户籍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分"使得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高于乡—城流动人口,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因素。     

南京保障性住房空间选址实证分析1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但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在空间布局方面普遍存在选址偏远、集群式建设的问题。因此科学进行保障性住房的空间选址,以更好地实现住房保障目标并促进社会融合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依据低收入住房空间布局的理论,在目前我国城市保障性住房空间选址所存在的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南京市四大保障房片区的选址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与分析。分析得出,南京四片区保障房选址基本合理,但仍有较大差异,需进一步完善。     

社会网络类别与农民工城市住房消费——基于CGSS2010调查数据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提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由"浅表性网络"、"延展性网络"及"渗透性网络"三个维度构成,并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住房消费是否存在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络生态结构由低度链接"浅表性"网络、中度链接的"延展性"网络以及高度链接"渗透性"网络共同支撑,三种形态网络结构对农民工城市住房消费提升具有递增性;"浅表性"网络对农民工住房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延展性"网络和"渗透性"网络对农民工在住房消费都有显著性正向效应,"渗透性"网络对农民工在城市住房消费提升效应高于延展性网络;"延展性网络"和"渗透性网络"的网络生态结构对农民工城市住房消费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城市住房保障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住房保障是政府和社会为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解决居住问题、满足其基本生活所需住房的制度安排。由于保障性住房不会通过市场规律自动地达到供需平衡，其供应规模要受到政府财力、土地供应量和住房市场价格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对这些影响因素的适度调控会有助于提高城镇住房保障能力。     

保障房空间布局中的问题及解决途径——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保障性住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以往对城市保障性住房的探讨多集中在供给制度、资金来源、准入条件等方面,而对保障性住房空间布局是否合理,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则重视不够。在对南京城市保障性住房空间分布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由于南京保障性住房普遍成片建设在城市远郊区,将可能导致出现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受阻、社会阶层隔离与排斥加剧、贫困文化再生产和社会风险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合理规范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推行不同阶层混合居住模式,以此降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与转型成本。     

人口结构、城镇化与住房需求

根据中国199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考察了人口结构、城镇化对居民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结构中少儿抚养比对住房需求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老年抚养比对住房需求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城镇化对住房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的截面数据进一步论证,得到与前面一致的结论。此外,本文还发现人均收入、住房价格、当年新开工住房面积对住房需求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平均家庭户规模、流动人口比重对住房需求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要促进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确保社会和谐,国家和政府需要做好三大方面的政策调控工作。     

人口结构、城镇化与住房需求北大核心

根据中国199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考察了人口结构、城镇化对居民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结构中少儿抚养比对住房需求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老年抚养比对住房需求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城镇化对住房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的截面数据进一步论证,得到与前面一致的结论。此外,本文还发现人均收入、住房价格、当年新开工住房面积对住房需求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平均家庭户规模、流动人口比重对住房需求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要促进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确保社会和谐,国家和政府需要做好三大方面的政策调控工作。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对房地产市场有冲击吗——基于商品住宅“双市场”均衡机制

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的构建和落地需要充分评估其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基于商品住宅“双市场”均衡机制，研究泡沫化和单市场调控下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对“双市场”均衡的影响，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的落地提供建议。研究表明：短期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会使租赁市场出现“量升价减”，销售市场热度降温；长期当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量调整到“双市场”均衡下的供给量时，租赁市场和销售市场出现“量价趋稳”，且政策效果因住房需求群体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未来在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在“以需定供”确定供应结构、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和健全住房体系方面发力。     

切实发挥保障性住房对“惠民生、调结构、稳投资”的作用

保障性住房既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民生工程,也是现阶段调整多元化住房供应体系的重点,同时在当前整体经济增速趋缓以及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住宅投资增速出现大幅下滑,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于稳定投资的功能更加凸显。因此,应利用好现阶段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时机,解决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难点问题,切实发挥保障性住房对于"惠民生、调机构、稳投资"的作用。保障性住房对"惠民生、调结构、稳投资"的作用保障性住房在解决中低收入住房困难,构建合理的住房供应体系,稳定住宅投资等方面,兼具多种功能:     

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应关注建设规模影响因素分析,进行科学合理决策,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以山西省为例,首先对山西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已完成情况及相关政策进行总结;其次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土地供应面积、住宅投资额以及商品住宅平均价格的关联度显著性最大的结论;最后提出拓宽土地供应渠道、引进社会资本、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相关制度体系等建议,为后期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参考。     

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应关注建设规模影响因素分析,进行科学合理决策,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以山西省为例,首先对山西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已完成情况及相关政策进行总结;其次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土地供应面积、住宅投资额以及商品住宅平均价格的关联度显著性最大的结论;最后提出拓宽土地供应渠道、引进社会资本、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相关制度体系等建议,为后期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参考。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浙江住房市场发展特征

长三角一体化对浙江住房市场的影响既表现出需求效应也表现出空间效应(空间差异性),但目前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还比较有限。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区域交通、公共服务、就业等影响居民居住选择一体化的特征因素的实质性进展,也受制于该城市距离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由于城市之间依然存在的行政性分割和现行的财税体制,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城市之间经济竞争(地区竞争)仍是主要方面,区域合作仍是次要方面。住房需求是开放或部分开放的,是可流动的;住房供给则是封闭的,不可流动的。住房需求取决于人口、收入、货币政策和地方政府对住房市场的管制等。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城市居民住房需求偏好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基于《2016年天津市交通与住房调查问卷》数据,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比较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的住房需求偏好,结果显示:年龄、学历及收入等因素与居民住房需求偏好显著相关;居民居住区位选择时关注的公共服务配套受年龄、婚姻状况、有无中小学生等因素影响;无住房公积金、非本地户籍人口通常选择租房,并且在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其购房意愿越强烈;租房或拥有保障性住房家庭的居住面积普遍小于拥有商品房的家庭。提出应加大对居民住房消费金融支持力度、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以及有序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等相关对策建议,为城市住房有效供给提供决策依据。     

政府保障性住房物业管理模式探讨

<正>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有效的保障性物业的管理和运营模式,因此,有必要加快保障性住房物业管理模式的研究,以便解决保障性住房住户入住后能够安居,巩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成果。     

安居工程项目动态联盟模式初探

一、我国安居工程项目“代建制”存在的问题 1995年初，我国颁布《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要求各地结合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大中城市为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安居工程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主要分为三大类：1．城市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2．“非城非乡”的煤矿、林区棚户区和垦区危旧房改造；3．农村危房改造、游牧民定居工程。     

我国城市居民住房分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数据

住房分化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重要标志,影响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基于《2017年天津市住房与交通调查问卷》数据,构建潜在类别模型及嵌套回归模型,刻画城市住房分化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天津市居民住房分化已形成"三阶四级式"的橄榄型结构;(2)住房分化层次与年龄呈现倒"U"型关系;(3)户籍、单位性质、受教育程度对住房分化层次有显著影响;(4)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对住房层次的提高影响显著。因此,应针对城市内特定人群,进行分层分类的政策扶持、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逐步将外来人口纳入保障体系、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加强房地产市场预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