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改革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分析

农村稳,则天下安。为保护农民利益、合理利用农村土地,农地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可以流转。研究认为,"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推进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升对农地量的保护;有利于稳定农地租赁关系,提升对农地质的保护。同时,我国农村土地大部分是细碎化的,因此应加强对互联网+农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平台的建设。     

农地制度改革、垄断势力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

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从农地“三权分置”视角,分析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与竞争的理论逻辑,并以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弱垄断势力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这些结论在排除行业发展趋势、全国性政策影响、控制非平行趋势后仍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三权分置”通过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促进了技术创新。此外,农地“三权分置”对林产品加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种植加工与养殖加工企业。研究展现了农地“三权分置”在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加强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我国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推进中,由于制度缺陷、人为行为、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带来耕地生态安全风险日趋加剧、粮食安全风险凸现、农民利益损失风险比较突出等问题。建立协同高效的制度体系,是有效防范风险提高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绩效的根本保障。当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风险防范制度体系,必须从战略性、动态性、城乡一体性入手,形成市场化主导下充分发挥政府有效调控作用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风险防范机制体系。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能否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基于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测度2007—2019年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研究发现：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提升,同时存在区位异质性、要素禀赋异质性和政府能力异质性。第一,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效应较为显著,中部略高于东部,西部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效应不显著。第二,在中要素禀赋和低要素禀赋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显著为正,高要素禀赋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不显著。第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边际效应随政府能力由强变弱依次递减。机制检验表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加速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不明显。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农地制度的重大创新,应基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新型“三权分置”制度。共同富裕目标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基于农民发展能力的视角,集体所有权是生存保障能力的体制载体,承包权是生产发展能力的制度保障,经营权是财产收益能力的产权载体。“三权分置”改革能够提高农民发展能力,为农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低成本提供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并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终助推共同富裕。目前,“三权分置”改革面临集体所有权虚化与社会保障功能弱化、承包权固化与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土地经营权大规模流转与贫富差距强化的困境。应当强化集体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融资担保——兼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7条

土地经营权流转产生经济效益,成为村民融资的重要渠道,但学界对三权分置权利构成与法律性质尚存在较多争议。通过理顺土地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债权与物权学说,得出土地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之结论。为了增强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性、凸显土地的融资担保功能以及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在设立形式与融资方式时需要分为三个方面:订立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遵守合同设立生效与登记对抗原则、抵押或入股土地经营权。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践、变迁逻辑及未来演进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其中最为基础的内容。本文尝试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践和变迁逻辑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究其未来的可能演进的方向。首先,本文对五项改革实践的现实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五项改革是建立集体所有制、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地“三权分置”、建立农地流转市场和强化产权稳定性。其次,本文从统一的理论框架对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逻辑进行了分析,这也是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经济学解释。最后,本文认为农地产权制度未来的演进方向是,在坚持农地狭义所有权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及时顺应现实,不断地对农地权利进行分割细化和属性化,并把相应的权利分配给使用效率最高的社会主体,以最大限度提升农地利用效率。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制定实施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土地经营权制度改革的又一创新之举,在这一背景下,文章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然后解释了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选择去向的原因;最后阐述了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模式和运行机制。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脉络与改革方向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断使集体经济向公有制经济过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经营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探索,提出了合作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权分置"等一系列理论,并在农村中进行了合作社、人民公社、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等多种模式的实践,积累了经验也获取了很多教训.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土地细碎化、集体组织作用发挥不足和成员资格界定不清等问题.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集体经济基本判断、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和在新时代发展框架下,探寻进一步完善我国集体经济发展的可行方案.     

错位发力的“行政主导”——对中国当前农地流转现状的思考

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土地流转政策的梳理,得出了两点认识:(1)土地流转并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与承包制相随而生、并行不悖的,应该将农地流转视为承包制深化途径的应有选项。(2)农地流转的推进方式不应该由地方政府在违背农户意愿的情况下强行推进,不应该简单地以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促进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回顾过去是为了启迪当下,新世纪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程中,因行政力量主导而违背农民意愿的土地流转问题层出不穷。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举措,其中最根本的一条依然是大力破除违法、错位的行政力量的干扰。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的形成、演变与发展展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点,界定集体产权的内涵、梳理其发展脉络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在界定集体产权内涵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村集体产权演变历史的梳理后发现:我国农村集体产权经历了构建、强化、变革、创新四个阶段。农村集体产权演变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每一时期的集体与集体产权都有着独特的形式与结构,而国家与集体在相关权力配置中的博弈是构建各阶段集体产权的基础。因此,通过调整国家与集体的权利关系、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而优化农村集体产权结构,应成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试点地区农村住房保障实践探索与推进路径——基于根植性框架的多案例研究

保障农民的居住权益是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前提,顺应农民城镇化和住房形式的多样化需求,试点地区围绕资格权保障机制进行探索,创新出了五种“户有所居”的保障形式,即“基本供给类”“改造提升类”“整村重建类”“需求提升类”“城乡融合类”。构建“根植性”分析框架,从保障目标、资源禀赋、组织保障、人员认定和制度支撑五个方面,对两省五县的住房保障实践样态进行对比,分析不同类型住房保障实现形式的差异表征和原因,提炼实践探索的形成逻辑、适用条件、组织保障和支撑基础。提出农村住房保障的经验逻辑和不同地区住房保障行使相机抉择的方案。进而从多方主体协同参与、土地和房屋多种供给、不同类型住房对象保障三个方面提出农村住房保障的推进路径,以期为探索宅基地资格权的有效实现路径及完善宅基地制度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也为进一步构建农村住房保障体系提供科学原理和决策依据。     

中国财政收入规模:演变与展望

本文基于国际可比口径,初步核算了1998-2009年的中国全口径财政收入规模。结果显示其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结构分析表明,税收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社保缴费收入等非税收入,在此期间均实现了快速增长。由于当前中国财政正处在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民生福利性支出双碰头的基本格局之下,维持超过30%的全口径财政收入规模有其经济合理性。展望十二五时期,全口径财政收入规模难以下降。加强支出管理以及优化财政收入结构是较高税负背景下的关键改革措施。     

集体的重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以“外嫁女”争议为例

本文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集体股份制改造引起的"外嫁女"争议分析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缘起珠三角地区的农村产权改革将非农化后的集体土地和资产量化配股以保障个别成员的产权和利益,但在确认股东资格的过程中催生了关于成员权的一系列争议。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在出嫁后被剥夺村民待遇的"外嫁女"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近二十年的抗争。历经多年的坚持,"外嫁女"终于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同籍同权,理应得到股份分红。不料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又引起村组的强烈反弹,以集体行动抗议上级政府干预村民自治。"外嫁女"争议凸显了村民自治和国家法律的冲突以及村庄内部的不平等。本文以"外嫁女"为主体,检讨功能取向的制度研究,重新以动态的、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制度的形成。一方面揭示产权改革中妇女作为行动主体如何不断推动制度的演变;另一方面重新审视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     

从马克思主义土地所有权分离理论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之争——对土地“公有”还是“私有”的经济史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式面临“公有”还是“私有”的争论。从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出发,现有集体所有制在终极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各层次上分别属于不同的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农民在权利关系上处于不同的地位。农地产权的改革方向应该在不同层次具有“公有”或“私有”的不同性质,从而既可以克服产权模糊的弊端,又可以避免完全私有化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