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宗教传统、法治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角度切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即测试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宗教传统是否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外部法律环境下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取200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区宗教传统氛围越浓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且上述关系在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宗教传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有所削弱,这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转轨经济体运行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可以唤起学界对宗教这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转轨经济中作用的重视.     

企业家冒险倾向、区域冒险精神与企业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企业家个人特质影响企业决策行为和决策结果，且其作用发挥受情境因素的制约。基于高阶理论，构建区域冒险精神的调节下，企业家冒险倾向通过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理论模型。以2014—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创新投入能够促进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在企业家冒险倾向和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冒险精神对企业家冒险倾向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结论揭示了企业内外部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创新前置影响因素研究。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企业腐败文化与逃税行为

本文基于2008—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企业腐败文化对其逃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腐败文化对企业逃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企业腐败文化越浓厚,企业逃税行为越严重。相较国有企业,腐败文化对民营企业逃税行为的影响更明显;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腐败文化对其逃税行为的影响也越显著。机制研究显示,在腐败文化的驱使下,公司会通过向税务征管人员行贿形成征纳合谋,以实施逃税活动。最后,金税三期工程自然实验的结果表明,强化税收征管总体上可以有效减少企业逃税行为,但对于腐败文化严重的企业则收效不大。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机会响应与企业创新效率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企业治理能力与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采用“结构—响应—效率”研究范式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机会响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机会响应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结论有助于打开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的“黑箱”,深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机制研究,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实践启示。     

外地CEO与企业创新投入:文化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地方依赖理论和区域文化差异的"学习效应"假说,本文实证检验了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地CEO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较低的CEO原生地风险文化偏好和较好的CEO企业所在地创新文化环境均会加强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CEO的多元文化经历则会削弱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风险偏好和较强的创新意识是外地CEO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地CEO在提升企业价值、抑制企业社会资本维护支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市场监管部门引导上市公司主动披露高管原生地等个性化信息、上市公司不断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和战略重视企业内外部文化环境的影响等提供了管理启示。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关系契约理论视角

创新既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行动,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董事会作为战略决策机构与治理核心,其内部运作机制必然会影响企业创新水平。基于关系契约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数据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清晰,企业创新水平越高,而当股权集中度较高、CEO处于非正式层级最高位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间的正相关关系会被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区分创新类型后,相比于策略性创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更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实质性创新水平;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结论基于新的研究视角从微观动态交互层面理解董事会结构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企业加强董事会建设、提升创新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会降低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吗?

企业文化是公司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的内部治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中华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企业具有更低的税收规避程度,这表明中华老字号深受其独特企业文化的影响,具有更低的避税意愿。机制检验表明,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通过提升管理者社会道德意识及削弱管理者风险偏好两个机制影响公司税收规避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与公司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高管内部晋升、媒体关注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文通过考察以企业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拓展了企业文化与税收规避等领域的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阐明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投资活动的已有结论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上市公司R&D投入和专利申请量。此外,这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活动的关系受政府补贴、金融约束、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这些发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相吻合。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基于门槛模型的分析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     

社会创新导向的企业（SIOE）研发投入绩效研究：双重绩效差异在哪里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旨在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创新,作为企业创新发展新机遇,但在研发投入中如何处理好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关系,却面临两难选择。将社会创新融入企业可持续发展中,聚焦社会创新导向企业（SocialInnovation-OrientedEnterprise,下文简称SIOE）的研发为企业发展提供新机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7数据,探讨SIOE研发对双重绩效（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影响,分析绩效差异性形成原因。研究结果显示,SIOE研发对经济绩效有即时效应且持续显著,对社会绩效有滞后效应,滞后期为1;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政策差异,研究发现,仅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SIOE研发对经济绩效的推动作用得到证实,西部地区SIOE研发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没有得到实证支持,但西部地区SIOE研发投入对社会绩效有滞后性影响。而且上述差异与企业年龄和企业成长性有关;SIOE研发投入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平衡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而且与参照的时间点有关。     

政府规制与企业创新——基于疫苗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

政府规制能否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值得深究。本文以2016年国务院修订发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为案例,考察了疫苗追溯规制对疫苗上市公司的创新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管理条例修订后,疫苗公司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有关效应主要源自政府规制通过推动疫苗产品追溯制度的设立,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扩展了政府规制有效性和企业创新的研究,对于如何完善药品监管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区位偏好,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事实,从非正式制度出发,以文化偏好为切入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提出了一种新的微观解释。结果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更愿意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在运用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揭示,规避投资风险和降低管理成本是企业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的内在驱动机制。本文还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在增加企业在儒家文化圈投资中存在互补效应。此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中并未找到相关证据。本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偏好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内地120个城市的证据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文化在制度改革进程中,促进了体制约束或资源匮乏背景下的企业创新行为。然而,浓重的地区关系文化犹如无形的制度牢笼,束缚着企业创新活动。利用中国内地120个城市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随着地区关系文化的发展,企业创新活动将受到抑制,两者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效应仅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显著;企业是否属于高技术行业则对两者关系无实质性影响。     

并购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持续性研究

基于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两个方面出发,通过比较研究和回归分析,探讨并购行为和并购类型分别与创新投入间的关系,以及主并企业性质和行业性质对并购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并购行为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提高,且这种积极作用具有持续性。其中,横向并购与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纵向并购和多元化并购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主并企业性质和行业性质对并购创新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非国有企业横向并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而国有企业并购创新效应不显著;高新技术企业横向并购能够显著提高创新投入水平,而非高新技术企业并购创新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并购创新效应相关研究,可为国内企业并购行为提供实践依据。     

反腐败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对企业R&D决策的实证检验

突破传统的宏观效应研究,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反腐败行动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反腐败行动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随着地区反腐败力度的增加,企业RD投资强度得到显著提升。相对于国有企业,反腐败对民营企业RD投资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政府管制行业,反腐败对自由竞争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表现更充分。从企业层面拓展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也从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当前社会存在的"反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的谬论。     

并购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持续性研究——并购类型与主并企业特征视角

基于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两个方面出发,通过比较研究和回归分析,探讨并购行为和并购类型分别与创新投入间的关系,以及主并企业性质和行业性质对并购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并购行为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提高,且这种积极作用具有持续性。其中,横向并购与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纵向并购和多元化并购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主并企业性质和行业性质对并购创新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非国有企业横向并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而国有企业并购创新效应不显著;高新技术企业横向并购能够显著提高创新投入水平,而非高新技术企业并购创新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并购创新效应相关研究,可为国内企业并购行为提供实践依据。     

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创新的地区间差异

利用2006—2015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分别以全国和地区为空间尺度考察了汇率变动、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汇率变动直接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得企业的研发投入平均增加4%。2市场化程度通过选择机制对汇率变动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关系施加影响。在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汇率变动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呈现地区间差异的特征,具体表现为:随着汇率的升值,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其创新投入。3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地区间差异比较明显,总体呈纵向均衡发展且区域聚集的空间分布趋势。4就地区层面而言,随着汇率的升值,东部地区企业对创新投入的增加最多,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企业对创新投入的增加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