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工业与农业相互依存的内生增长模型——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基础

通过吸收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将两部门的技术进步同时内生化,本文提出了一个工业和农业相互依存的二元经济内生增长模型,并以此对目前争议颇多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和政策问题,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加快资本积累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此工业反哺农业是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元分割与行业收入不平等——基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分析

本研究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6)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当前我国行业主、次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研究通过引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即邓肯指数),对行业主、次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划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行业主、次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结构、福利待遇以及工资与奖金的稳定性的考察,对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进行了检验.     

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

多年来,中国在保持很高投资率的同时,资本回报率却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在现有理论框架下难以较好地解释。本文以内生视角重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构建了扩展的二元经济模型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本文模型放松了"知识溢出模型"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单位弹性假设,提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维持上升的资本回报率所要求的"强条件"和"弱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因素使资本回报率上升对技术溢出效应的要求降低为弱条件;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技术溢出效应满足弱条件。因此,劳动力转移与技术溢出效应结合是解释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的关键。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趋于下降?——基于二元经济模型的观察与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分配理论以劳动力是稀缺资源作为其前提假设,与我国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时解释力不足。文章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稀缺要素假定,基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假定的二元经济模型和中国数据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建立了一个分析二元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并运用该理论框架解释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趋降的原因,提出促进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禀赋、审慎干预劳动市场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刘易斯拐点、比较优势蝶化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选择

本文以刘易斯二元经济为切入点,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阐释了劳动力禀赋的阶段性变化对外贸发展转型升级的影响。"标准结构法"显示中国农村中仍然沉淀着15%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的实质是"结构荒",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仍需时日。未来几年依靠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纾解就业难题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正在由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转换,贸易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较好地"响应"了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禀赋的蝶化。     

中国二元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中国二元结构下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成为政府和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二元结构理论的分析,试图找出农村过剩劳动力存在的根源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影响,并对该问题的顺利解决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型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化描述为一个"自然演化"的趋势,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从而为发展国家寻找到一条经济均衡增长的路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直存在非常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本文首先从一个古典增长理论模型出发,阐释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中的经济增长因素,然后重点从实证分析角度,用统计分析指标体系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区域经济时空观中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形式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解释方法。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由于没有考虑到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所导致的区域经济时空观的变化,因而在解释区域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时必然陷入复杂混乱的局面。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禀赋按比例呈规律性的聚集和变迁,并显现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随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必然趋势和一般性原理。     

对民工荒积极效应的认识和思考

学界普遍认为民工荒具有-定的积极效应。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民工荒积极效应的现实表现,揭示了民工荒积极效应难以有效发挥的深层次原因。现阶段我国民工荒的实质是局部荒、结构荒和待遇荒,民工荒积极效应的释放是-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制度性障碍在客观上阻碍了积极效应的发挥。民工荒尚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工资和福利待遇,难以有效刺激产业升级。要进-步激发民工荒的积极效应,必须依赖政府构建正确的引导和调控机制。     

结构性增长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绩效评价——兼谈"民工荒"对其的纠正性质

结构性增长强调的是产业效率差异所带来的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的结构溢出,这提供了评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绩效的有益思路。笔者通过分析中国改革以来结构转换中增长与就业的相互促进关系,在结构性增长的框架下评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绩效,认为过于强调优势劳动投入的结构转换方式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前一时期出现的“民工荒”正具有对这一矛盾的纠正性质。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

本文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批评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判断。本文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以及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此外,本文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     

农民工、社会网络和劳动合同形式——一个案例研究

当前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这意味着劳动力供需状况即将迎来一个转折点,这一转变会带来多重后果。本文通过一个案例研究,提出如下可供实证检验的命题: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企业会改变其用工制度,原先的激励强度较低的劳动合同形式会让位于激励强度较高的劳动合同形式,这会诱使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缓解企业由于工资上升而带来的成本压力;此外,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本的作用不仅在减弱,而且自身内容和作用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劳动力资源短缺的人口经济学分析——以我国沿海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涌向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这一现象一度被称为＂民工潮＂。然而近年来,以民工为代表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开始出现短缺的迹象,＂民工荒＂现象从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蔓延,并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本文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对＂民工潮＂向＂民工荒＂转换的现象进行剖析,认为人口出生率骤降,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失衡,造成了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资源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也造成了产业之间,地区之间流动劳动力总量的减少,是导致＂民工荒＂产生的重要原因。最后本文参考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解决我国从人口过剩发展到人手不足的具体应急措施。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2010—2018年*

本文在准确界定乡村就业人员统计口径基础上，利用国家计生委2015年流出地监测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选择的多分类预测模型，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的AdaBoost算法，对2010—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研究结果发现，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3 692万，其中806%是以公开失业为表现形式的显性剩余劳动力；2018年农村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5 369万，其中能够向外出就业转移的相对剩余劳动力仅为1 051万。本文判断我国已经从总体上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且将持续面临农业生产劳动力紧张和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境。对此本文提出促进农业劳动力充分就业、提升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以及消除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障碍等政策建议。     

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基于托达罗模型

本文针对2004年以来我国加工业聚集的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引入托达罗模型，对模型中的变量逐一进行分析以发现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城乡预期实际收入产生的效用的比较和迁移成本决定了农民工的去留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本文也对缓解民工荒现象提出了一些建议。     

Moving toward markets? Labor allocation in rural China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brought rapid growth in rural off-farm employment,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assumption that rural China is labor surplus and has poorly functioning factor markets. We investigate this by testing for separability between household labor demand and supply using panel data. We find that separability is rejected overall, indicating that factor markets remain underdeveloped. Nonseparability, however, is associated with labor surplus in some areas and labor shortage in others. Moreover, separability holds where substanti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exist in the wider township, suggesting that such employment promotes competitive allocation within villages as well as the inter-village movement of resources.     

三重二元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对民工荒的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传统的人口流动模型建立在单一的城乡二元经济基础之上,不完全适合解释中国的人口流动问题,尤其不能解释民工荒现象。本文依据中国特殊的城乡和区域双重二元经济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人口流动的特殊性,对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修正,建立了新的人口流动模型,并以此分析我国产生民工荒现象的原因,提出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