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制造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研究——珠三角的实证

产业与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贯彻协调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以珠三角为研究对象,构建优势制造业指数和区域协调指数,并运用系统耦合和协同论的有关原理,进一步构建优势制造业与区域协调发展耦合模型,测算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珠三角地区的优势制造业主要以传统制造业为主,高级化程度较低;第二,城市优势制造业指数变化趋势呈现分异特征,即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深圳呈现下降趋势,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区域协调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第三,优势制造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特征在横向层面表现为高度耦合协调,在时序层面表现为核心城市耦合协调度下降与非核心城市耦合协调度上升并存的格局。     

安徽区域创新与县域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研究

以安徽省国家级创新型县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区域创新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2015—2020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且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变化差异不同;同时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但协调等级较低,说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并不匹配,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处于不均衡的状态。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对区域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98个城市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①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数字经济水平增速大于经济发展水平;二者均存在空间差异性,下游城市的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均相对较高,上、中游则与之相反。②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整体耦合协调水平实现了轻度失调向初级协调转变;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整体趋势。③耦合协调度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但随时间推移,空间自相关性减弱;耦合协调度的“高-高”集聚区域整体变动不大,“高-低”集聚区域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分布状态,“低-低”集聚区域保持下降趋势。     

珠三角地区创新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分析

本文选取珠三角地区九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耦合度、协调度评价模型,计算九个城市的创新综合评价指数、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数,从而对珠三角地区创新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发展速度上看,2009~2013年珠三角地区城市化速度快,但创新与城市化并未实现同步发展,城市创新能力发展进程远远滞后于城市化发展进程;第二,从发展水平上看,2009~2013年珠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的创新与城市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差距,区域内两者耦合程度高,但协调发展水平低,发展缓慢;第三,从地理空间上看,2009~2013年珠三角地区创新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呈现以"深圳—广州"为增长极的"中心—外围"空间递减的分布格局,依托深圳(核心)、广州两个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带动区域整体的创新发展。最后就如何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与城市化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提出了若干建议。     

系统耦合视角下北京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空演化研究

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密切,二者相互影响、彼此促进.构建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和综合评价法,计算2009—2018年北京市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两系统的耦合协调等级以其演变轨迹.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旅游产业发展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生态文明发展指数,其发展水平总体较为平稳;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类别变化分为两个时段,即2009—2014年的生态文明发展滞后型和2015—2018年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北京市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已经从最初的轻度失调逐步过渡到了初级协同发展类别,优化趋势明显.针对上述结论,进一步讨论了其成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长三角三大都市圈机场群与城市群的战略协同——基于数字化跃迁视角

文章基于2013—2021年长三角地区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面板数据，先构建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再通过新冠疫情前后数据计算，分别对每个都市圈机场群与城市群发展指标总贡献、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据此精准判定三大都市圈每年的耦合协调等级。实证发现：从空间上看，上海都市圈无论是耦合度还是耦合协调度，都始终高于南京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从时间上看，上海都市圈近九年来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状态，而南京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在遭遇疫情冲击后，耦合协调等级显著下降。研究表明，后两者的机场系统和城市系统亟待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同时应高度契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路径嵌入并提高发展韧性。     

河北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旅游产业、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一个开放复杂的复合系统。以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理为基础,选择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收集2011—2019年的相关数据,对河北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达到良好水平;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略低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治理改善缓慢,是制约三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对福建省2016—2020年乡村高质量发展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区域角度看，科技特派员制度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协调发展度均呈现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呈现沿海大于山区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类型仍处于磨合阶段。提出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深化机制体制创新、培育壮大区域特色乡村产业、重构乡村科技服务模式等对策建议。     

河南省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为研究河南省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和影响因素,选取三个系统的多维度指标数据,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了河南省2004—2020年三个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发展状况,然后将河南省与另30个省份2020年三个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生态环境保护落后普遍存在于中国各省份,相较于其他各省份,河南省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非常落后;河南省2004—2020年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度上升主要受到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这两个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带动。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VAR模型研究——以广西为例

综合运用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对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创新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冲击效应,并具有长期持续的积极贡献;且经济增长对区域创新的脉冲响应更为敏感。研究还发现国际产业转移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在长期,经济增长对区域创新水平的贡献率逐渐提高。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城市创新与产业协同指数构建及分析——基于熵权法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城市和行政大区两个角度出发,使用熵权法建立评估城市创新指数、产业发展指数以及二者协调程度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在城市创新指数方面,深圳、北京、广州最高,华东地区最高;在产业发展指数方面,上海、北京、深圳最高,东部地区最高;在两者协调性方面,太原、宁波最好,东部地区最好。以上三个指标按照4∶4∶2的比例加总得出的城市创新与产业协同指数,前三甲的城市为深圳、北京、上海。城市创新与产业协同指数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创新与产业协调水平总体较高,但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距较大,未来提升空间仍较大,并可以通过因地制宜选择区域创新发展新模式、增强区域协同发展能力、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等达到。     

中国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1995-2015年时序数据的测度分析

技术创新能力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强大动力,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精心构建技术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1995-2015年的时序数据,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实证分析和讨论。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5年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综合评价指数以及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均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协调度从1995年的0.323增加到2015年的0.643,从严重失调逐步演进到初级协调状态,但其整体耦合协调水平仍然偏低。为更好地促进两者间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工业产业结构与工业经济生态协调度关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经济、生态以及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通过构建工业经济、生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协调度模型、工业产业结构指数工具,测算江苏省13个地级市工业产业结构与工业经济、生态的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2012-2016年期间,工业经济与生态协调度总体上升,部分城市上升趋势不明显,甚至呈现下降趋势;工业产业结构与协调度关系总体上不明显,但工业产业结构变化与协调度变化存在密切关系。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为探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寻找影响两者协调关系的因素,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黄河流域9省区2008—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并结合障碍度模型进一步探讨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空间分布不均且省区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的特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成为影响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素。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推进方略

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体现在生态优先、市场有效、动能转换、产业支撑、区域协调、以人为本六个方面。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把黄河流域打造为贯通东西的生态经济带,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严格生态综合治理,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加强区域分工,形成三大特色区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区域联系,推进形成东西贯通的黄河生态经济带。为此,应加快培育建设五大都市圈,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区域合作,提高市场化程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灰色关联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引擎。基于浙江省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之间复杂、交叉、多维的互动关系，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收集2012—2021年的经济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之后利用灰色关联模型测算关键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影响权重最大，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影响权重最大；10年间，浙江省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并总体处于稳定上升趋势；96.88%的浙江省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指标平均关联度大于0.65，耦合作用较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和“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是关键影响因素。     

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构建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沙市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在2011—2019年耦合协调关系以及演变过程,利用灰色预测GM（1,1）模型对其2020—2023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模拟。研究结果发现,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发展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智慧城市发展水平高于生态环境水平;智慧城市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均分布在0.8~1,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趋于上升发展状况,且到2016年已经达到初级协调状态,但是距离优质协调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2020—2023年长沙市智慧城市—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预计将呈稳步上升趋势。未来,长沙市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强化生态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