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账户冲击、资本账户管理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

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及引发的宏观变量联动性通常对各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构成挑战。本文构建了融入经常账户冲击的小型开放经济DSGE模型,比较了采取不同资本账户管理工具(数量型和价格型)情景下,央行执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盯住CPI通胀泰勒规则、盯住PPI通胀泰勒规则下,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异质性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行了福利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将对本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构成一定影响;第二,资本账户管理可以成为缓冲经常账户负向冲击的防火墙,价格型资本账户管理工具与盯住PPI通胀泰勒规则相结合造成的福利损失较小;第三,经常账户贸易端与收益端双重负向冲击对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更大,但公众预期到的经常账户恶化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将有所减弱。本文认为,转型经济体央行应倾向于执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最优货币政策应在稳定价格水平与缓释风险方面进行权衡,适度降低对名义汇率的关注度,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可优先选择价格型资本账户管理工具。     

基于采价环节和范围的价格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价格指数的采价环节、采价范围研究了价格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不同的价格指数代表经济中不同领域的价格水平,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没有理由认为不同的价格指数必然同步运行。因此,就货币政策而言,无需考虑价格传导的"断裂"问题,但单纯盯住CPI、PPI、PPIRMFP等价格指数体系中的某一个价格指数可能导致错误的决策。     

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及广义价格水平指数的构建研究

本文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渠道与效应进行了理论解释,构建了纳入资产价格因子的广义价格水平指标GPI,并对构建的包含资产价格因子的广义价格水平指数GPI和传统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广义价格水平指数GPI同比指标与CPI同比指标数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GPI是CPI的原因,但CPI不是GPI的原因,房价上涨是导致API影响CPI上涨的重要原因,但房价波动对CPI具有滞后影响,需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而提出仅用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已经不能全面明确地反映现实情况,GPI指标比CPI更适合于用于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     

公众预期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动态关联性——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货币供应量变动引起公众收入预期和价格预期的同方向变化;名义利率变动引起公众收入预期的反方向变化,对公众价格预期的影响很微弱.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预期波动,央行货币政策的响应是迅速的.针对当前的经济下滑,货币政策应采取适度凋低名义利率、继续稳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有利于提振公众收入预期,并防止公众高价格预期;应以宽松货币政策为辅,积极财政政策为主.     

价格水平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VAR方法,考察了价格水平、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价格水平、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价格水平(CPI)、经济增长(GDP)以及货币政策(M2)均有惯性,其中经济增长(GDP)惯性表现最强。高的经济增长将推高价格水平;从长期看,高的价格水平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关联性很强的影响因素,但价格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大。根据马尔科夫链平稳状态概率值发现CPI高于6%的概率较大,并且一旦进入此状态则会保持较长的持续期。     

汇率波动、财政赤字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本文构建了包含汇率和财政赤字以及资产价格的IS-Philips曲线,在此基础上引入央行损失函数推导了最优利率反应函数并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汇率与财政赤字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化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资产价格波动对均衡利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才是产出和汇率波动,而政府财政赤字水平对于均衡利率的影响很小;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产出缺口、价格水平以及资产价格的反应权重会受到央行损失函数中贴现因子与货币政策赋予产出稳定权重的影响,而政府财政赤字与汇率的变动不会受到贴现因子与产出稳定权重影响.     

异质性预期、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来自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的双重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厘清公众不同形式预期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对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新凯恩斯模型系统考察不同预期行为下经济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据此讨论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央行偏好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异质性预期模型较理性预期更易放大总供给和总需求冲击造成的通胀、产出均衡偏离,并引致较大央行福利损失;价格型调控相比数量型调控能更有效降低宏观经济波动,但数量型调控仍在局部情形占优价格型调控。为此,本文认为央行应强化预期管理,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等以增强公众理性预期程度,并在宏观调控时根据经济周期特征审慎遴选合意货币政策工具,以提高货币调控效率,更好引领新常态经济发展。     

耐用品、投资专有冲击与货币政策福利

本文构建蕴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两部门DSGE模型,研究投资专有冲击对货币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改进了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效率,放大边际成本波动,增加了厂商调价动机和价格水平变动。即使耐用品价格完全灵活,最优货币政策也无法同时稳定价格和实际GDP。研究发现:(1)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率的上升虽然增加了实际GDP波动,但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专有技术对边际成本的冲击,减少价格变动的福利损失。所以两部门投资专有冲击时,央行倾向于稳定价格水平。与其相反,在单部门投资专有冲击和两部门生产技术冲击时,最优货币政策应降低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稳定实际GDP。(2)对比三种泰勒规则:钉住非耐用品PPI、钉住加权平均PPI及钉住CPI,福利分析发现钉住非耐用品PPI最优,钉住CPI次之,钉住加权平均PPI的福利损失最大。就损失程度而言,投资专有冲击的福利损失是生产技术冲击的2倍,表明投资专有冲击加剧了最优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与实际GDP间的权衡。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盯住目标选择

本文通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不同盯住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的作用关系和扰动响应,对货币政策数量、价格两种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从实证结果看,中央银行选择盯住货币供应量具有相对合理性。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更好地实施以货币供应量为盯住目标的数量调控。     

中国食品与非食品间的价格传导机制：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对食品价格向非食品价格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提出了成本推动、结构性推动和通胀预期三种传导途径,并建立了一个以食品通胀率和非食品通胀率为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二者间的传导途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食品价格与非食品价格的传递作用是存在的,食品价格的上涨会对非食品价格造成同向的冲击．并且这种冲击具有稳定的持续效应。另外．我国食品通胀率比非食品通胀率波动性强,如果二者之间传导机制通畅．食品领域的通胀会对非食品领域的通胀水平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全面通胀的风险。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不应剔除食品价格因素,我国CPI指数中的食品权重应谨慎下调。     

中央银行信息披露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我国央行信息披露指数的构建与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中国人民银行各期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中筛选出有关物价判断的措辞,并通过方差分析方法构建了我国央行信息披露指数。随后利用S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产出缺口、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央行信息披露行为等变量对公众通胀预期的影响。结果表明:除物价变动、产出缺口、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以外,央行信息披露行为同样可以对通胀预期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效果要优于传统的价格型以及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央行可以通过加强与市场的沟通,达到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效果。     

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和节奏的规律及效果研究——基于历史演进和时变分析的视角

本文在对我国中央银行30年来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力度与节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同时,引入时变参数模型对这两类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演进趋势和时变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央行对于数量型工具的使用较为慎重,但经济面临较大冲击时往往会高频度、高强度地使用该手段;近期对数量型工具的使用呈现出调整节奏加快、单次调整力度降低的趋势。相比之下,我国央行对价格型工具运用的节奏要“均匀”得多。(2)当经济出现“滞涨”时,我国央行更看重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引发的影响,多采用扩张性、但是较“温和”的价格型操作方式。(3)从时变性和演进性角度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效应有所提高,对价格水平的调控效应总体保持稳定。(4)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复苏期对于产出的作用效力更高,在下行期的作用时滞更短,对价格水平实施调控的效果呈现出时滞期缩短且稳定性提高的趋势。     

广义价格指数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基于金融稳定视角

关于资产价格、金融稳定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缺乏货币资产价格,且实证结果也充满争论.本文基于中国2002年1月-2015年6月的月度数据,构建了中国的金融形势指数(FCI),实证分析了资产价格会影响通货膨胀,并使用动态因子方法构建了四种度量中国整体物价水平的广义价格指数.经对比广义价格指数、CPI与货币信贷的协整关系及纳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的央行损失函数值发现:纳入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对传统CPI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更能反映长期通货膨胀压力,提升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度量及其货币政策涵义

基于包含实际总产出、货币供给M2和CPI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将CPI分解为长期变动趋势和短期波动项。将长期趋势部分定义为核心通货膨胀率。运用1994～2009年中国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核心通胀率与CPI有长期均衡关系,主导CPI的长期变动趋势,是CPI的前导变量,能够为预测CPI提供有用信息,对为中央银行判断总体通货膨胀走势、制定及时有效的货币政策有所启示。     

合作博弈机制: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有数性的基础

通过对商业银行创造货币过程的剖析和货币供给内生性机制弱化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能力的分析,显示出当国民经济高涨促进货币需求激增时,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会与央行的货币政策形成博弈关系.对此本文认为,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应建立在与商业银行合作博弈的基础上,运用市场价格机制和价格型操作工具,引导社会公众预期;缩小存贷款利差,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取消贷存比约束,发展主动负债工具;改革准备金制度,调整商业银行的经营结构,倡导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等,以增强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     

关于CPI指标的分析

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价格水平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宏观经济分析与决策以及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标。CPI是一个滞后性的数据,但它往往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往往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本文主要是介绍一下CPI的含义,以及制定标准,并对其结构及表现形式进行分析。     

中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价格时变效应——基于CPI与PPI“虚假背离”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CPI与PPI多次出现背离式增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通过构建SV-TVP-FAVAR模型,利用三维脉冲响应分析货币政策对CPI与PPI的时变效应及CPI与PPI相对背离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显示：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均具有价格效应,效应维度、效应极值与经济周期、价格指标有关;因此,从CPI与PPI背离的宏观经济效应看,CPI与PPI的阶段性背离实属“虚假背离”,并未带来“外部不经济”。新常态下,中央银行应充分认识CPI与PPI的背离态势,破解物价调控失效的“货币政策之谜”。     

通胀惯性、混合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胀动态特征

本文在Gali & Gertler(2000)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考虑通胀惯性的高阶滞后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的结构模型框架,并基于GMM模型对高阶滞后混合菲利普斯曲线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通过估计其结构参数和深度参数来度量我国通胀惯性的大小及对通胀的影响,刻画我国通胀的动态特征以及我国厂商的定价行为。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通胀具有高阶滞后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的动态特征,滞后阶数为2,通胀同时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我国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的强度对通胀率指标范畴十分敏感,CPI通胀率的通胀惯性和持续性大于RPI,CPI通胀率的适应性预期特征强于理性预期特征,RPI通胀率的理性预期特征强于适应性预期特征。在我国厂商定价概率方面,CPI通胀率相对于RPI通胀率,产品价格调整时间间隔较长,厂商对经济政策的反应较不敏感;在厂商价格预期行为方面,CPI通胀率相对于RPI通胀率,厂商对适应性预期的依赖程度超过了理性预期。     

CPI的解构分析与价格传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衡量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一组代表性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变动幅度的统计指标,其整体态势通常能够反映一国通货膨胀水平。CPI中细项变化趋势和幅度不尽相同,其中也蕴藏着不同时期通货膨胀的不同表现特征,因此,在通过CPI走势观测通货膨     

全球经济能否再承受油价上涨之重?

油价波动关系国计民生,也关乎国家繁荣,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格局. 前一阵国家发改委下调了汽柴油价格,定程度上降低了燃料费用,高能源投入类产品的成本也随之降低,惠及消费者和企业,并对通胀率产生影响.从全球看,当前主要国家的通胀率已远远低于过去水平,给希望继续放宽货币政策和缓解财政状况的央行提供了进一步印钞和降息的政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