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

以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2005、2010和2015年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变化。研究表明:(1)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大经济地区也符合此整体趋势;相比之下,在我国一二三产业中,工业的发展水平最高,农业次之,第三产业最低。(2)从整体来看,虽然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处于拮抗期且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其大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处于勉强协调类型的省份数量由原来的北京、天津、上海3个省份增加至9个省份。(3)就空间角度而言,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呈"东高—西低"格局,即东部沿海省份和东北地区的辽宁省耦合协调度较高,中部省份次之,而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且处于濒临失调状态。(4)从空间关联性来看,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性,并且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HH型主要集聚在东部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     

我国东部地区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演化研究

构建了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0—2015年东部12个省份的区域物流业与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揭示了两者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各省份两者的耦合协调性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5年,物流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物流业波动性较大,2012年后城镇化滞后物流业发展已成主流趋势。另外,目前只有上海处于中级协调阶段,北京等7个省份为初级协调,其余4个省份仍处失调阶段,空间分布呈"集中—分布—集聚"状态,总体协调程度不理想,仍需进一步调整改善。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战略,明确两大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其互动关系,对西部地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城乡融合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两大战略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2013—2018年,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两大战略发展存在空间差异,且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在内蒙古、重庆、广西和四川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大战略实现良性互动,在青海和西藏等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勉强协调。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交通通信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两大战略的高水平协调共振和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时空演化及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3—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EWM-AHP组合赋权法、加权综合评价指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2013—2019年我国及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空间格局上呈现出从东向西依次递减趋势,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且空间集聚态势显著。（2）2013—2019年我国及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稳定上升变化趋势,耦合协调关系趋好,但整体上耦合协调度偏低,协调发展水平东高西低,发展趋势东强西弱。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促进农业绿色协调发展,应立足地区农业发展本底条件,制定差异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强化农业绿色发展制度保障。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及时空分异

当前我国面临着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双重任务,促进两者协调发展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行之路。在分析两类产业耦合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并实证测算了2004—2013年我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不含西藏)两类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2004—2013年我国两类产业的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升幅较小,地域分布保持了"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协调度最高,于2011年率先进入高度协调阶段;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协调度较低,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多数省份协调度低的原因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滞后于传统产业。未来我国需要通过促进传统产业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健全产业创新体系和提高区域产业关联度等措施促进两类产业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

在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分法、变异系数分析法、地统计全局趋势分析法等方法探索了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80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12010年,中部地区分类城镇化差异呈现出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省域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表现为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西省湖南省。2自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综合水平差异总体呈现减小趋势,但这并未带来城镇化协调度的稳步增高,而是整体降低且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3武汉、长株潭城市圈内城市城镇化综合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趋势越发明显,然而京九段等经济带所辖城市虽形成经济协作关系,但在城镇化协同发展上还未显现明显规律。4中部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中部重大经济战略体的形成、产业转移承接及集聚要素创新等因素对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碳达峰潜力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及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碳达峰能否协同发展事关中国能否走出一条现代化的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论文创新性地提出碳达峰潜力指数概念,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两者进行量化评估,并分析二者的时空耦合关系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碳达峰潜力耦合协调度随时间演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不同省份呈现出异质性特点。（2）就地区而言,新型城镇化与碳达峰潜力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梯度特征,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3）就互动关系来看,新型城镇化对碳达峰潜力的增强效应较为显著,碳达峰潜力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促进效应还有较大改进空间。最后针对以上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6个层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其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良好,且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居于中间位置,且各省份的差距不大;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处于落后状态。     

“一带一路”省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北大核心

以“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为典型样本,运用2013—2019年的相关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衡量指标体系,测度“一带一路”省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变化,并基于GIS探求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研究区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华东地区常年处于高位,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增幅较大,同时,随着各地区相关政策的落地,地区间耦合协调度差异有所降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大多为绿色金融滞后型,深入绿色金融发展,积极引导绿色金融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是推动绿色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及驱动力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追求城市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针对全国30个省份,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关系的驱动力因素。结果显示:(1)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持续下滑、波动上升、波动下滑四种特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2)时间序列看,耦合协调度除个别地区呈波动上升外,其余均呈稳步上升态势;空间格局看,不同年份各地区呈不同耦合协调类型;2016年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发生转变。(3)空间计量结果看,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正向溢出效应,且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城镇化率、地区产业结构、工业绿色转型水平、PM₁₀浓度及环境规制对耦合协调度呈显著影响。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3)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分析

通过探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交互作用和空间关联度,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黄河下游地区人地协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提升提供依据。以黄河下游166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分别测算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关联格局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空间依赖性程度的分布规律。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总体为“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向过渡、磨合阶段逐步提升,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性,但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且存在一定规律,显著高—高区与显著低—低区空间聚集性较强,显著低—高区与显著高—低区数量较少。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显著。     

东北地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的时空变化

理清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决策参考。在分析2003—2019年东北地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格局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剖析了二者耦合关系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显示：2003—2019年,东北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提升了114.29%,总体呈现“东高西低”、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核心城市引领全域发展的局面;资源环境承载力呈增加趋势,增幅36.09%,空间上聚集于哈大线周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与综合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近年增幅有所下降,且辽西北、吉林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核心城市和重要城市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亟须提升核心城市对中小城镇的辐射引领能力,并加强生态退化地区的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时空耦合视角下我国省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我国省域2005—2015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为拮抗向磨合阶段过渡时期;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处于逐渐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演化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在全局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且其依赖性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局部集聚模式呈现出向高-高集聚模式演进的趋势。     

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性测度分析

基于产值和就业结构建立反映工业化内涵的综合指标,测度2000~2012年全国"四大板块"及各省(市、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总体水平,进而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考察两者的协调度,并检验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观察期内,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且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还不高。各省"两化"协调度存在一定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两化"的协调发展水平。     

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区域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创新环境-转型升级耦合视角,采用TOPSIS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2007-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关系的演进特征。结果发现：①2007年以来中国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度整体虽有提高之势,但协调度仍然较低,且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明显跃迁,并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态势;②区域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差距的主要来源,在地区差异多极化发展趋势下其波动存在4个潜在收敛俱乐部,呈现出地理“区块链”收敛趋势;③采用QAP方法对地区耦合度差异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信息化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城镇化水平差异是主要原因,而地理位置邻近、俱乐部收敛发展趋势有利于缩小地区耦合发展差异。     

“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影响

通过建立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标体系,测度人口结构指数和产业结构指数,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依赖性与协调性,从"二孩政策"的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二孩政策"对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00—2017年我国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水平地区差异较大,北京、上海、和天津的整体水平较高,其他地区还处在偏低的水平。②2000—2017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处于中等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地区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西部地区的协调程度比中部地区低。③2000—2015年东中西部耦合协调度缓慢上升,但从2016年开始有所下降,区域差异较大,2017年贵州和广西处于濒临协调状态,有20个省域属于勉强协调状态。④"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都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即降低了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但西部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小。⑤可因地制宜调整生育政策以改善区域人口结构,注重区域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均衡发展。促进生育政策与产业政策配套衔接有利于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同时,考虑是否实施"全面三胎政策"...     

西北地区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西北地区2006-2017年的数据,文章构建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镇化各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发现:西北地区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步上升;人口-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4,处于较高失调阶段;人口-空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逐渐上升趋势;人口-社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逐渐上升至中度协调阶段;人口-绿色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至中度协调阶段,并处于上升趋势.     

中国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分析“三化”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三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进而探索1996-2010年中国省际“三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差异,并检验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三化”耦合协调度差异不明显,仍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而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中国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差异,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各地区变异系数变化不大,且存在收敛之势.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R＆D经费投入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而农村金融支持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