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竞争视角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益严厉的环境规制,企业应如何应对以提高财务绩效?论文基于竞争视角,通过构建环境规制、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理论模型,以161家重污染企业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外,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研究结论为企业实施竞争战略、获得企业绩效指明了路径,也为优化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循环经济政策与中国企业环境绩效：助推器抑或绊脚石？

循环经济政策能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浪费、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但也可能会因此加剧规制成本压力或受困于技术复杂性而挫败企业治污积极性。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以分析其到底是企业污染治理中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研究发现：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的污染物排放量相比于对照组显著降低,说明循环经济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环境绩效。这一结论在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删除同期政策干扰、控制行业时间趋势、随机抽取实验组的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循环经济政策实施有利于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加强末端处理和提升技术开发能力,进而推动企业环境绩效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循环经济政策的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超大型城市的企业以及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度高的行业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在“双碳”目标下,本文从循环经济的新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政策效果评估的理论研究,并为助力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擘画“美丽中国”蓝图提供了靶向发力的政策依据。     

汇率制度、要素错配与中国企业出口绩效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本文分析了汇率制度与要素错配对我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固定汇率制度扩大了企业出口规模,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要素错配是汇率制度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重要传导机制,劳动要素错配抑制了固定汇率制度对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整体及资本要素错配加剧了固定汇率制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我国要素错配普遍存在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双重背景导致我国企业出口陷入"低质高量"模式。考虑异质性因素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由此可以引申出若干打破"低端锁定"困局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地区差异与企业高质量创新——基于“双重”理论视角

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建立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和重要支撑。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战略环境应配理论检验了地区环境规制差异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区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作用效果更突出,且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引导企业竞争性战略导向偏好实现高质量创新。此外,企业自身社会责任关注度和地区金融深化度分别与地区环境规制产生协同效应和竞争效应。研究丰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质量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实现高质量创新提供了有益参考,更为政府因地制宜落实环境规制方案,提高制度约束有效性提供了参考。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绿色政绩考核能否推动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以2006年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2003—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了地方政府绿色政绩考核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地方政府进行绿色政绩考核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该效应在环境规制程度越高的城市越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绩考核主要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高级化，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企业可获得的中间品种类等机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且该影响效果因企业贸易类型、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所在城市等级差异而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环境保护中政府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波特假说的分析

基于2005~2012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不仅能实现经济绩效的提升,而且能达到环境保护的双重目的。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路径选择

面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约束,中国制造业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在实现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满足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文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制造业技术路径转化的过程,在碳排放约束影响下,创新主体通过技术路径由引进模仿转向自主研发,满足绿色发展的要求;该影响受环境规制强度调节,适度提升规制强度能够强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技术路径转化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低碳城市制造业的技术路径选择受内在要素禀赋的制约,随着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升级,低碳试点政策对制造业技术路径转化的促进效应愈加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制造业技术路径选择的相关文献,也为实现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转型非线性影响

为探究环境规制、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其空间资源溢出间关系,从空间溢出视角出发,在2011—2021年的113个资源型地级市数据基础上,构建半参数门限空间杜宾模型(STSDM),探索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及其非对称性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线性假设下环境规制不利于城市转型绩效提升,但非线性假设下,环境规制在初期有利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提升,具备有“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长期特征,偏导图呈弱“U形”特征;②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在空间资源溢出效应上存在有非对称性;③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处于越高阶段,能够获得城市绩效转型的空间资源溢出红利越少。据此提出要因地适宜设立环境规制政策、建立长效环境保护机制等政策性建议。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效应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是推动城市创新的重大举措.本文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角度出发,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设立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7-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出口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试点政策对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影响在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政策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是试点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传导机制.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异质性气候政策与出口低碳技术含量

本文围绕气候政策是否促进了出口低碳升级这一主题进行实证研究,利用中国省区面板数据,从全要素维度测算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并基于市场和制度因素考察政策有效性。研究发现:首先,不同气候政策对出口低碳技术含量产生差异性的影响效果,节能目标政策能够提升出口低碳技术含量,排污费和碳市场均未产生激励作用,新能源补贴这一鼓励性规制具有积极的升级效果。其次,从气候政策的创新作用渠道来看,节能目标和新能源补贴显著推动了低碳技术创新,另外两种限制性政策未能诱发"创新补偿效应"。再次,由于产业分布的差异,规制措施在中西部地区产生更为显著的作用。随着地区市场国有化程度增加,政策的升级效果将会增强,而随着地区财政分权程度提高,政策的升级效果将会减弱。最后,本文在完善市场机制、依法加强规制强度以及提高政策执行效果等方面给出了相关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兼论环境政策的选择效应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平衡问题成为新发展理念下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基于绿色创新视角,深入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环境政策选择,并运用199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012—2016年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GDP增速地区明显增多,地区经济发展开始从过度追求“量”向注重“质”的方向转变。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通过释放节能减排效应、促进产业结构清洁化以及引领市场需求来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政策选择进行检验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而“利用市场”和“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能有效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且“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强。因此,要进一步突出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效实施“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等,以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一个带调节效应的环境学习曲线模型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环境、环境规制类型与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基于异质性科研主体的实证分析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经济集聚、区域开放、研发主体构成、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为前因条件，评估2011-2018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情况。结果显示，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绩效是由前因因素组合决定的，引致高绩效的路径不唯一；经济集聚、区域开放是产生高绩效的重要条件。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绩效与研发主体构成密切相关，在公共研究机构占主导的省域，命令型规制的作用显著；在企业占主导的省域，命令型规制的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而市场型规制总体上不利于节能减排技术创新。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理论，同时，为不同经济环境下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环境规制、政治关联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以2010—2012年沪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探讨政治关联对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总体偏低,行业、地区差异显著;环境规制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且因产权性质而异,其中,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U”型关系,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倒“U”型关系;政治关联会对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相比于一般民营企业,高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更强（倒“U”型曲线更陡峭）、容忍度更弱（倒“U”型曲线更早出现拐点）。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