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在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分布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生产率分解法测算生产率离散度,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分布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生产率离散程度。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仍然稳健。通过区分行业污染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所有权属性差异的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效降低了重度污染行业和中度污染行业的生产率离散度,但对轻度污染行业生产率分布具有相反作用;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提高环境规制水平都有益于改善生产率分散化现象;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环境规制更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运用反事实模拟分析的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离散度的影响不仅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还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因此,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能够改善生产率分散状态,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的良性循环。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对汽车产业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效率视角,以北京市4家汽车生产企业为例,应用数据包络法进行实证分析。使用三项投入要素和一项产出要素,运用DEAP2.1软件计算出北京市汽车产业生产效率。然后加入环保投资这项投入要素,计算出汽车产业生产效率。进而对这两种计算环境下的生产效率进行对比。结果表明: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超出企业的消化能力,导致汽车产业生产效率下降;而适当有效的环境规制则能降低汽车企业生产成本,使生产效率提高。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助力抑或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是中国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提升,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投入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以及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美国环境规制的影响分析与借鉴

本文分析美国在政府规制领域引进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即规制影响分析)及成本———收益分析在环境规制政策评估中的应用,指出我国应在环境规制领域引入成本———收益分析,以提高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可以双赢吗——基于我国“两控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8年实施的“两控区”政策作为一次自然试验,采用1992年至2009年期间280个重点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为样本,并借助倍差分析法对“两控区”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实施“两控区”政策后,相比非“两控区”城市而言,“两控区”城市的人均GDP增加了8.3％,人均工业GDP增加了16.8％.这意味着,施行合适而严厉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另外,我们还对“两控区”城市的地理、空间、政治等不同属性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地区碳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测算了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碳生产率,研究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碳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亦得到了验证.当前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全国及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研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市场化环境规制改革背景下的成立性,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波特假说”成立,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企业原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杠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高碳排放的行业;此外,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在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重污染行业碳生产率动态演进路径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及技术创新视角

基于2008—2020年中国重污染行业相关数据得出碳生产率动态演进路径,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定量分析环境规制、技术创新、能源消费结构、企业规模、行业竞争力、行业利润率对重污染行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间的变动轨迹存在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企业规模、行业竞争力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和能源消费结构、行业利润率的抑制作用均存在行业异质性;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1992-2008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竞争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SO2减排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有正向影响,说明SO2的减排竞争将会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相反,工业COD减排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存在不利的作用。这种不利影响不是由省际间环境规制竞争引起,而是由废水治理策略不当造成的。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表明,环境规制竞争并非是发展地方经济的"良策"。     

资源约束、环境规制背景下中国煤炭资源型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针对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没有考虑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提出了资源约束、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通过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比较,表明资源约束、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中国碳减排目标相吻合。经过进一步对资源约束、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分解,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是推动资源约束、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     

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了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所构建的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各省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创新驱动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不仅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而且两者还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效应。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构建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同时基于混合距离函数的EBM—GML指数测算并分解2012—2019年我国城市GML(生产率指数),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测试环境规制对城市GML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会阻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长期则会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形成了环境规制的动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势呈倒"U"型,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导致绿色悖论效应;QR-PD模型进一步显示,不同分位点和区域上环境规制与其他控制变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因此,有的放矢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可激励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PSM-DID检验

随着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不断完善,环境规制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2011年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这一体系中重要的一种环境规制制度。因此,在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来测度中国2009—2017年30个省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将2013年在试点省市正式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逐步改善,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和对MGTFP的影响相一致。在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中,技术进步所受的影响最大,纯技术效率所受的影响最小,综合技术效率所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规模效率所受到的影响,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及城镇化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为正,对外开放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为负,这与对MGTFP的影响一致。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2年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由于目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预测显示,长期内当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常态化之后,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