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改革方法论 找准改革切入点

十八大后的中国,必须以获取改革红利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科学总结中国30多年改革的成功经验,是我们推进改革和找准改革切入点的前提。一个国家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目标的确立,二是改革路径的选择,二者缺一不可。以30多年中国改革之经验教训看,中国改革的成功绝不仅在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确立。如果仅从确立市场化改革目标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其他东欧国家,其市场化改革目标比中国更彻底,但为何他们的改革没有中国成功?关键在于改革的方法论上不同。然而这一点能否被     

“中国式分权”的影响

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采取的激进式的分权改革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财政分权改革是在不打破既定的总体政治框架结构下进行的内部改革,是一种在大的组织下从内部     

市场需要法治化制度支撑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成就之大,已无需多言,但在改革过程中旧增长模式的漏洞与缺失引发的问题,已逐步显现。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腐败蔓延不能有效制止。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

本文从分权式改革的视角提供了一个自洽的逻辑框架,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个逻辑框架不仅能够分析中国前期改革的成功,也能够解释目前浮现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尤其是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民营化。但是,内生于这种激励结构的相对绩效评估又造成了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和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问题。由于中国的渐进式分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个中央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机制设计问题,所以,在认清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的基础上,正确地设计合理的改革方略,对于下一阶段改革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如此,中国就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大国发展道路。     

内核－边层：可控的放权式改革－对中国改革的政治学解读

本文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因与进程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内核一边层权力结构的延续性。权力边层率先发起对统制主义的单一性体制的冲击。从改革的发生看,中国的改革属于放权式改革,只是在放权过程中产生了分权的后果。而放权式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是可控的,权力内核可以控制改革的速率和领域,从而避免改革可能出现的激烈震荡。改革后的体制创新,使权力内核和边层处于新的互动过程中。由于边层已发生重大变化,权力内核必须作出调适性改革。     

试论分税制改革下的地方财政

分税制改革的实行,是我国的财政从“行政眭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逐步形成了我国的分税分级的财政体制框架。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财政权力高度集中,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在地方的行政代理机构,自己没有相对独立的利益,     

论对外开放与分权改革的互动

已有的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之所以能够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面创造出"中国奇迹",是由于分权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分权改革自身并不一定产生出"趋好的竞争","中国奇迹"的取得是对外开放与分权改革形成良性互动的结果.但是对外开放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分权改革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调整分权改革政策,重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延续"中国奇迹"的必然举措.     

解决农民贫困问题须走赋权扶贫之路

目前农民贫困问题依然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社会政策、农村基本建设能力等客观条件造成，这些客观条件最终是对农民权力的压制或剥夺。因而必须赋权于农民，让农民都有多的自我发展与自我管理的权力。中国目前在部分地区开展的以赋权为核心的扶贫模式是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新出路，但在探索这一模式时要注意形成制度化与做到真正的分权化。     

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已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财政分权体制,近年来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许多体制结构的问题,其中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分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及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以期对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所借鉴.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分权改革以来的法国公共投资监管述评

公共投资是政府主导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1982年开始的分权改革使法国中央政府逐步向地方下放权力,2003年新一轮改革提速初步实现了法国政府纵向和横向层面权力关系的重构。在扩大地方权限后,中央加强了权力转移后对地方的制约监督。公共投资领域集中体现了分权改革以来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借鉴法国经验,我国政府投资监管应当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同时,明确各监督主体的权力和责任,推进监管法制化和职责、程序法定化。     

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要害问题及其民主化进路

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那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呢?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实进路,无论从微观层面分析,还是从宏观层面分析,它们都一致指向权力资本体系。这是中国社会经济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总根源,也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失衡的集中体现。归根结底,各级官员的收入问题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要害问题,因此,深入改革的突破口就在这里,这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民主化改革的最有效最有力,而且也是最能触及人的灵魂的一条进路。     

重视改革方法论 找准改革切入点

十八大后的中国,必须以获取改革红利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科学总结中国30多年改革的成功经验,是我们推进改革和找准改革切入点的前提. 一个国家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目标的确立,二是改革路径的选择,二者缺一不可.以30多年中国改革之经验教训看,中国改革的成功绝不仅在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确立.如果仅从确立市场化改革目标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其他东欧国家,其市场化改革目标比中国更彻底,但为何他们的改革没有中国成功?关键在于改革的方法论上不同.然而这一点能否被普遍接受,它能否继续指导中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改革与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对中国改革成功方法论的内涵做出及时准确的总结.     

哈耶克诘难、权威转变与经济成长:中国分权式改革的逻辑

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从事实上回应了哈耶克诘难,即信息和知识的分散性使得计划体制不可能实现其理想状态。通过经济上放权让利和政治上的集权,调动社会各阶层的能动性,使得权威和信息相匹配,形成了有效的层级分工创新体制,从而实现经济成长。由于分工的深化和经济活动的扩展,经济分权体现出必然性。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分立的个体都凭借个体知识在分工体系中分享收益,因而实现了共享式的发展,从自由的角度看,个体的自由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如果要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的改革是必需的。     

中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分权改革——一个新政治经济学框架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建立了中国20多年市场化转轨的成功制度分析框架,被认为是“中国市场维护型的财政联邦理论”,但同时也引发一些学者的异议。事实上,目前中国包括财政体制在内所面临的问题,使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解释存在诸多限制。本文通过对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梳理,提出理解中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分权改革政策,需要建立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统一解释框架,而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也是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个组成部分。     

入世后国有企业改革走出困境的关键

中国加入WTO ,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新阶段。过去 2 0多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和重点是不断推进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作者认为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不在企业内部 ,而在企业外部 ,行政权力的滥用是制约企业改革发展的深层原因。本文从国有企业改革受阻的原因入手 ,找出危害国有企业改革的病根 ,指出了行政权力退出的难点和突破口 ,主张通过法治的途径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 ,为国企改革的发展扫除障碍。     

创建发展一套健全的中国宪政理论——强世功有关中国宪政形式主义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

宪政原本是一种建立国家的方法,但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大众民主和民意的表达形式,之后又以跨国宪政主义的形式迈向全球化。在诸多现代宪政体制中,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党制度一直颇具争议性。这篇文章将关注强世功对中国一党宪政制度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论述。本文同时还将探讨强世功针对中国制度所提出的一种结合基本民主机制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性的一党宪政体系。强世功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有关合法性问题讨论的阶段上,他更关注的是中国宪政如何根据自身的逻辑实现长远发展。中国宪政发展取决于如何处理公民教育以及党与政府分权这两个关键问题。中国宪政秩序的核心为其独有的分权模式,即政府机构的行政权力(包括依法行政)与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包括国家宪法规范)之间的区分。     

农村社会分配的法制思考

一、农村社会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在农村工作上已形成了政策治理的惯性依赖。农村多项改革的启动和深化,主要依靠政策来推动,而法治理念则多有缺失。如果不把“三农”问题纳入法制轨道,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就只能是空中楼阁。(一)农村社会分配关系法律调整的积极作用1.以法制约权力。农村社会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就是要将国家与农民之间以权力和权利的分权与制约为表现的分配关系纳入法制轨道,科学地界定权力的范围边界,有效维护权利的独立品格,使其不受侵犯,从而使作为资源制度化分配机制的农民的分配权利能依法实现。马克思曾经…     

盲人摸象:中国地方政府分析

中国的经济改革深深地改变了政治体制,最重要的后果是国家的结构化和国家内部权力的重新分配.这对地方政府的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直接描述财政状况开篇,回顾了对地方政府性质的不同分析,并引入政治承包制和地方社会结构两个变量,以解释此种变化及其产生的后果.     

财政分权与治理研究述评

在最近二十多年间，分权化改革正被世界范围内的多数国家所实施，一些国家把分权作为一个清晰的政策工具来改进治理（govemance）。在追随分权政策、移交职责给地方政府的过程中，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作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被放在发展中国家改革议程的最前端。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家经济一定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因为重建政府的目标并不是简单的进行分权就可以达到的，基本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各级政府的职能和参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深度”（Oates，1995），财政分权已经成为最有争议的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