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于中国特色城乡连续体框架的探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现阶段，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城镇化增速趋于放缓而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分化趋于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的相对数下降但绝对数持续攀升，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距和劳动生产率差距仍然显著，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收入分化持续趋强等新的实践背景。立足于这些实践背景，中国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思路和方案的创新，城乡连续体理论具有启发意义。该理论存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先验性”“范畴界定的统一性”和“分布形态的均匀性”三大隐含假设，这些假设与中国的发展实践并不一致，因此需要探究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连续体框架。中国本土化语境下的城乡连续体是一个具有空间扩展与结构多维特征的“复合体”。人口、土地与产业在城乡之间、乡村内部和城市之间这三大场域均具有连续体特征。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新征程上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将顶层统筹与主体能动相结合，着力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加速化、社会公共产品均等化、地方实践路径差异化、微观主体选择扩展化、城乡空间格局融合化。     

共同富裕目标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考验和结构性变革

面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仍存在定位、发展和分配的三大关键考验，其中定位考验以三农边界的动态界定为主，发展考验包括处理好农业与其他产业、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城乡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关系，分配考验在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实现机会公平。为应对三大关键考验，我国人口、要素、能源、产业和分配将发生新的结构性变革。具体来看，要以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以人口结构和要素结构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开展，以产业结构、要素结构、人口结构三者协同发力深入阐释三农概念的动态定位，以能源结构推动城乡建设与绿色低碳的同步进行，以分配结构变革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城乡公共服务：从均等化到一体化--兼论落后地区如何破除经济赶超下的城乡“二元”困局

文章基于我国落后地区破除经济赶超下城乡“二元”困局的现实背景,在从理论概念上比较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一体化异同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框架论证并揭示了我国现有模式下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经济赶超驱动将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陷入困局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机制以保证在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在既有经济赶超驱动下实现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变“被动扶持”为“主动支持”的破局构想;其次以实际数据分析加以佐证。研究表明：(1)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一体化的本质区别将直接决定地方政府利益的不同侧重点及其由此产生的不同后果。(2)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核心是将地方政府利益重心从城市转向城乡,重点促使落后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收益提升和支出成本下降,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由“被动扶持”转化为“主动支持”,彻底走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下的“二元”困局,实现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经济赶超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利益相容。     

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战略举措和路径选择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着立体式、复合性的多层逻辑关系。基于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基本路径的总体判断。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引领乡村振兴,需要整体筹划城镇和乡村发展,牢牢把握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这一战略主线。本文梳理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演进和政策脉络,厘清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并在剖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战略举措的基础上,提出城乡协同视角下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路径

城镇化通常指人口由乡村地区向城镇地区集中或乡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过程,成熟的城镇化事实上是以满足人的需求和回应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的。但是,现实的城镇化进程需要面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负荷加重、劳动者素质提升和权益保护问题、农业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土地和人力资本瓶颈问题、社会支出财政预算压力加大、城市公共管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要路径,探求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以促进就业为前提选择城镇化路径和进行产业发展规划,以城乡一体化保证农业安全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提升城镇化质量,以户籍制度和公共管理制度改革保证城镇化成果。     

创新要素市场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文章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考察创新要素市场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结果表明：创新要素市场化不仅可直接促进乡村振兴,还可通过推动新型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由此产生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约为19.2%;新型城镇化的中介作用存在明显门槛效应,当某地区新型城镇化率超过门槛值时,创新要素市场化的“牵引效应”占据主导位置,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显著增强;创新要素市场化驱动乡村振兴作用效果随时间渐趋增强,具有长期性。为此,要全面激活创新要素市场,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引导城镇服务延伸乡村,统筹推进城乡互促共荣;发挥数字经济动能,助推数字乡村提质增效。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融合——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乡关系的演进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乡关系不断调整和演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并强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体制开始破除,党的十六大后统筹城乡发展,十七大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方略,城乡关系一直在适时调整完善。改革的主线是不断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持续强化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职能,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持续推进城乡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当前,我国正在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加速期。新时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继续坚持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主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城镇化的大格局下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功能互补、协调发展,共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了"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化"等多种城乡问题解决模式,这些模式各有优缺点及限制条件。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具有城乡产业强力支撑、城乡空间网络布局合理、城乡公共服务配置畅通、城乡制度有效融合等内在要求。因此,应采取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综合推进模式,通过完善城乡资源的市场配置、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社会保障的合理统筹、发展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发展政策的协调推进等机制,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我国城乡市场关系的演化与政策含义

受我国长期农村支持城市发展战略方针的影响,我国城乡市场关系经历“商品市场”不等价交换、“要素市场”不平等交换和“统筹发展”三个演化阶段.当前构建新型城乡市场关系,要从政策层面正确厘清城乡市场辩证关系,重视发挥政府在城乡市场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关键是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市场体系,城镇化是城乡市场互动发展的重要载体.     

以城乡互动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分析

“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而守地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需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合作的分工层次。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突破 推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基于桐庐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的研究与思考

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结合我县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明确了建设美丽乡村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建设美丽乡村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建设美丽乡村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在总结桐庐美丽乡村建设的五大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正确处理四大关系的建议,即正确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建设与经营的关系,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村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关系。     

城乡户籍制度下的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工”

农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产生“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基本条件。在我国的特殊条件下，“农民工”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生力军。但是，“农民工”所面临的歧视性待遇，又会制约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把“农民工”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是农村城镇化必须完成的艰巨历史任务。     

新中国70年乡村发展与城镇化的政策演变及其态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曲折的变化过程。改革开放前,虽注重并试图改善城乡关系,但总体上"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导向使得城乡二元结构严重。改革开放后,城乡协调发展成为主调,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大量政策,近年来更是升级为国家战略。乡村发展和城镇化也由此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和政策的梳理,划分城乡关系研究为三个阶段。从"三农"问题政策重点的转变,乡村与城镇化发展政策演变,"七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主题演变三个方面,分析乡村振兴与城镇化战略的关系,发现国家整体政策和学术研究热点基本一致,体现出从要素、政策、技术等方面到整体战略的转向。但由于政策、研究与实践有所脱节,加之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文化,使得城乡融合面临巨大挑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未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有机结合,以实现城乡协同治理。     

借鉴法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经验推动中国城乡一体化

法国的城市化起步早,发展速度比较平缓;中国的城镇化起步晚,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法国城市化自1830年起,从10%提升到50%,用了101年;中国城镇化自1949年开始,从11%提升到50%,只用了60年.未来5~10年将是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的“大突破”时期.法国一直是市场主导下的政府辅助型城市化;而中国城镇化在1979年之前是行政主导型,1979年之后,行政和市场两方面共同推动城镇化发展,市场成为主力.中国应放开中小城市户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城带乡,城乡互动,使农民由农村向城市集中,推动城乡一体化.     

实现我国城乡文化服务权利公平的探讨

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大系统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然而我国长期以来的非均衡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导致了城乡文化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农村与城市居民的文化权利呈现出了不平等的现象,不仅影响到新农村建设,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共融。而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应当在文化基础设施、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农村地区更多的投入,以缩小城乡文化“二元”差距,维护农村居民文化权利的公平。     

新型工业化重心下移:城乡二元经济转换的模式选择

工业化是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过程。当前我国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日渐受阻和信息化浪潮的不期而至,导致城乡新旧二元经济的双重叠加,使城乡二元经济转换日益困难。基于此,在城乡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应导入新型工业化的理念,其模式选择是:新型工业化重心下移,以县域经济为中心、信息化为抓手,工业园区为载体,打造紧密联系城乡的农工贸产业链,以此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新的条件下就地转移,同时进行乡村整合以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逐步使广大农民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乡村振兴的劳动力从何而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劳动力去向、原因和未来发展讨论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才都是紧缺的,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人才。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通过分析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劳动力的来源、影响因素和未来发展,以及对中国人口结构和质量变化的考察,在顺应人口流动规律的同时提出扩大乡村智力、人力来源的几点建议：第一,政府要增加对乡村的基础设施投入;第二,乡村振兴要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第三,乡村振兴要通过先吸引劳动力回流再带动民间资本注入;第四,多措并举实现“城乡等值”;第五,重视发掘乡村潜在劳动力。     

城乡差距和缩小城乡差距的优先次序

现存的城乡差距中,最为迫切的也是能够解决的是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差距。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入手缩小城乡差距需要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均等化。为此需要改变长期依据各地的GDP所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各地生活条件的思路和相关政策。面对我国农村村庄分布广而分散的特点,需要在乡村集中化、城镇城市化和都市圈建设三个方面扩大以城带乡,扩大公共产品在农村的覆盖面。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经济全球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深入推进,城乡关系迈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不同于传统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将城市与乡村两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强调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渗透融合,城乡地域系统日益成为地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国内外地理学者致力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构建,并基于“格局—过程—机制—效应—调控”的地理学逻辑围绕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与测度、城乡融合发展驱动因素及机制、城乡融合发展影响效应、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视角整合度不够、机制机理解析不深、新趋势关注不足与研究方法创新性不强等问题。未来应加强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异质性与动力机制、多尺度/多类型地域空间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技术手段集成应用、“双碳”与城乡融合发展关联等研究。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个案研究

本文以北京为个案,从城乡社会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教育等方面考察了其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原因。解决北京公共产品城乡供给差异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坚持政府有进有退原则,调动市场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加大财政对农村的倾斜力度,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完善供给决策机制,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